第421章 ，审判葡萄牙人与战前舆论宣传
第421章 ，审判葡萄牙人与战前舆论宣传
大同十二年（公元1636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澳门。
一觉醒来，澳门的居民们发现天变了，街面上巡逻的已不再是往日那些趾高气扬的葡萄牙士兵或黑奴仆从军，取而代之的是一队队纪律严明、装备精良、身穿灰色军装的大同军士兵。城头飘扬的也不再是葡萄牙王国的旗帜，而是大同社的旗帜。
这座葡萄牙人在远东重要的贸易港埠，在一夜之间悄无声息地变了天。
城内的各色人等反应各异。葡萄牙殖民者及其家眷们眉头紧锁，忧心忡忡。
他们失去了经营近七十年的重要据点，意味着失去了巨大的贸易利润和各种超国民待遇的特权，未来前途未卜。
唯一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现在大同社的元首，是一个支持自由贸易主义者的人，大同社不但开放贸易口岸，关税更是低的吓人，5%的关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更让他们不敢相信的是关税补贴的政策，他们卖货物到大同社还能赚钱，数遍全球的国家，他们第一次遇到贴钱进行贸易的君主，要是全球的君主都像大同社的元首那该多好。
要不是徐晨是东方人，葡萄牙人甚至想要徐晨来当他们的国王。已经有不少有远见的葡萄牙商，提早去金陵城和燕京购买房产，为未来的商业渠道打好基础。
本地与葡萄牙人合作的海商和买办们则内心忐忑不安。一方面，他们视大同社为“自己人”，期待能摆脱葡萄牙人的压制，而且他们也知道大同社重视产业的发展，像他们这种海上终于不会再受到歧视，作坊主甚至还能受到大同社的扶持，这对他们来说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好事。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大同社“均贫富”、清洗士绅的政策倾向，他们虽然有商船，有作坊，但他们也有土地，而这是大同社最厌恶的，他们害怕自己积累的财富和在殖民体系下的“原罪”会遭到清算。所以处于忐忑不安当中，他们不清楚未来会是什么模样。
最底层的普通汉人、渔民、手工业者则大多欢欣鼓舞。他们长期受到葡萄牙殖民者和与之勾结的豪强的欺压，如今“王师”收复失地，他们仿佛看到了申冤雪恨、改善生活的希望。
现实很快印证了他们的部分期待。大同军接管澳门后，迅速张贴安民告示，宣布恢复民朝对澳门的主权，并设立临时军管衙门。
告示明确宣称：凡我天朝子民，以往若有受西夷或其爪牙欺压、霸产、伤人之事，皆可至衙门呈告，大同社必将秉公处理，为民做主！
“苍天有眼，我的冤屈终于得报。”告示一出，澳门的汉人百姓纷纷激动的喊出声音来。早已积压无数冤屈的百姓纷纷涌向原澳门总督府。
“青天大老爷！小民家在望厦村原有五亩薄田，靠种菜为生。前年那葡萄牙商人罗雷非要强占我的地建别墅，勾结葡萄牙人官方，硬生生把地抢了去！求大人为小民做主啊！”一个老农跪在地上，泣不成声。
又一个妇人哭诉道：“大人！去年腊月，一个葡萄牙醉鬼驾驶马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撞死了俺家男人！俺去他们的议事亭告状，他们不但不抓人，反而说俺男人挡了路，把俺打了一顿赶出来！求青天老爷申冤啊！”
团长李过面色严肃，认真记录。他拍案道：“岂有此理！在我民朝国土之上，岂容西夷如此猖狂，欺压我大汉子民！诸位乡亲放心，这些事情，本将定会一一查清，还大家一个公道！”
他雷厉风行，立刻派兵按图索骥。强占田地的葡萄牙商人被从豪宅中拖出，不仅被勒令加倍赔偿农户损失，其非法修建的宅院也被直接没收充公。
那个醉酒驾马车撞死人的葡萄牙人，经过军法处审判，证据确凿，被判定为“故意伤人致死”，于澳门市中心广场当众执行绞刑！
“好，杀人凶手终于服刑。”这些强硬手段让受欺压的百姓拍手称快，高呼“青天”。
但也让所有葡萄牙殖民者吓得魂飞魄散，认为大同社这是要开始系统性清洗他们，于是澳门的葡萄牙人纷纷变卖了自己的住宅店铺，而后逃离，好一点的淘到京陵城，那些被吓破了胆的直接逃到南洋葡萄牙人其他的殖民地区。
前任澳门总督紧急求见李过，抗议道：“将军阁下！贵国元首曾多次公开表示，将平等对待所有在民朝的合法贸易者！
而且根据我们之前的谈判谅解，贵方承诺保护葡萄牙人的生命和合法财产！您现在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这些精神和约定！如果您再不约束部下，我将亲自前往金陵，向贵国元首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李信冷笑一声，将一厚沓诉状扔到对方面前：“合法财产？本将比你更清楚条约的内容！条约保护的是合法财产，但绝不保护抢劫、霸占、谋财害命得来的赃物！”
他指着那些诉状：“你自己看看！强占土地、纵奴行凶、草菅人命、走私逃税……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样是合法的？按我大同社法令，这些都是死罪！
本将没有将你们全部抓起来审判，已经是看在以往些许香火情的份上了！本将还要上书元首，建议对澳门所有葡萄牙人的过往行为进行一次彻底清查呢！”
前任总督顿时冷汗直流，气势全无，连忙哀求道：“将军息怒！将军息怒！我们葡萄牙人与大同社有十几年的友谊，我们的教官为贵国海军建设出力甚多，我们的商人也为贵国带来了急需的货物和技术。请看在这十几年交情的份上，高抬贵手，千万不要将事情扩大化啊！”
李信冷哼一声：“现在才想起十几年的交情？当初明知我大同军即将进攻西南，却还将数十门重炮和雇佣兵卖给南明伪政权，给我军制造巨大麻烦时，怎么不想想这交情？晚了！本官必会将此事原原本本上报元首府，如何处置你们，由元首和公民议会定夺！”
前任总督面如死灰，知道此事绝难善了。
话分两头。赵云飞在顺利攻克广州后，留下部分兵力维持秩序、清剿残敌，主力未做过多休整，即刻挥师西进，兵锋直指肇庆府。
肇庆是两广总督的传统驻地，也是广州失陷后南明在广东最重要的据点。城中的士绅官员原本还指望广州能坚守数月，为他们争取时间。
万万没想到，号称岭南第一坚城的广州，在大同军的猛烈炮火下，竟连三天都没撑过去！
消息传来，肇庆大乱，临江王吓得魂不附体，连夜带着家眷细软弃城而逃，他的这个行为反而加剧了肇庆的混乱，士绅带的金银财宝逃命，普通的士兵纷纷逃离肇庆。
然而，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却展现出难得的血性。他拒绝逃跑，亲自上城督战，试图激励士气，在肇庆抵挡大同军。
然而，勇气无法弥补实力的绝对差距。大同军兵临肇庆，再次架起重炮。经过五天的猛烈炮击，肇庆城墙多处坍塌。
随后，大同军步兵发起总攻，轻易突入城内。唐王朱聿键在乱军中战死，其弟朱聿鐭被俘。城中的大部分广东士绅也未能逃脱，纷纷沦为阶下囚。
肇庆一下，广东全境再无像样的抵抗。第五师、第七师分兵略地，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攻占广东各州府。
然而，在另外两个方向广西、贵州，大同军的推进却遇到了困难，速度远不能与在中原、江南的势如破竹相比。
西南地区的地形极其复杂，“地无三尺平”并非虚言。崇山峻岭、深涧峡谷无处不在，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且异常脆弱。每一个关隘、每一个山寨都建在险要之处，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贵州、广西两地土司势力盘根错节。这些土司拥兵自重，熟悉本地情况，且许多土司与南明残余势力关系密切，或出于自身利益，或受到蛊惑，不断袭扰大同军的后勤线，伏击小股部队。剿灭他们异常困难，大军行动不得不步步为营，谨慎推进。
战事拖延至来年二月，西南地区进入了令人头疼的雨季。阴雨连绵，山路泥泞不堪，更是难以行军。
虽然大同军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强调喝开水、注意营地清洁，但恶劣潮湿的气候仍然让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难以适应。疟疾、痢疾、湿疹等疾病开始在军中蔓延，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前线指挥官高大壮、田见秀等人不得不将实际情况紧急上报元首府，请求指示。
大同十三年（公元1637年），二月四日，金陵城。
相比于处于混乱的西南地区，远在后方的金陵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却因战争进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即所谓的“战争景气”。
自西南战事开启，军需订单如同雪片般飞向各大工坊。帐篷、军服、布匹、鞋袜、食物、马车、炮车、独轮车……涉及士兵衣食住行的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
尤其是攻占广州之后，大同社要赈济灾民，几百万灾民需要的粮食物品等生活物资更多，于是后方的订单变得更多了，大同社清洗江南士绅获得的钱财，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江南各地。
金陵的作坊主们从未经历过生意如此好做的时代！生产出来的货物根本不愁卖，大同社的军需官直接包销，甚至常有商人拉着车等在工厂门口，产品一下生产线就被抢购一空。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根本做不完。
为了满足需求，工坊主们不得不实行“三班倒”甚至“四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歇。他们慷慨地支付两倍、三倍的加班工资，因为这和巨大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派人到金陵周边的乡村，大量招募农夫农妇，经过简单培训后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同时大同社税收虽然不低，但以往的苛捐杂税和层层盘剥消失了，也没有胥吏敢再来敲诈勒索。当工坊主们想要扩大生产却遇到用地、资金问题时，只要要求合理，金陵府衙往往会大开绿灯，协助解决。
这一切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断扩大产能，满足前线需求。整个江南的工业机器，为了战争而全力开动。
甚至连西洋商人也间接享受到了这波“战争景气”。虽然卖给大同社粮食的补贴取消了，但大同社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需要海量的原材料——、亚麻、黄麻等。葡萄牙、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调整策略，他们在南洋诸岛、印度等地大量收购这些初级产品，然后运到江南销售，虽然单笔利润不如以前的丝绸瓷器，但需求稳定，数量巨大，且解决了商船回程空载或半空载的问题，总体利润反而上升了。这种“三角贸易”模式开始流行。
然而，并非所有西方人都能享受到这份红利。西班牙人成了最大的倒霉蛋。
自西南战事爆发后，金陵及江南各地的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数十年前的“马尼拉大屠杀”事件。
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当年惨案幸存者后裔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泪俱下地控诉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暴行，描述当年数万华人如何被欺骗、屠杀，血染吕宋。
这些报道瞬间点燃了江南民众的怒火。汉人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如今得知海外同胞竟被“西夷”如此屠戮，民族情感受到了极大刺激。底层百姓感同身受，愤慨不已；读书人更是觉得颜面尽失，群情激愤，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朝廷严惩西班牙，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在这种强烈的民意氛围下，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商船被扣留，在华的西班牙商人遭到拘押审查，只有西班牙大使馆还能勉强维持运作，但其人员外出时也常常遭到愤怒民众的围堵和唾骂，处境极其艰难。
(本章完)
话分两头。赵云飞在顺利攻克广州后，留下部分兵力维持秩序、清剿残敌，主力未做过多休整，即刻挥师西进，兵锋直指肇庆府。
肇庆是两广总督的传统驻地，也是广州失陷后南明在广东最重要的据点。城中的士绅官员原本还指望广州能坚守数月，为他们争取时间。
万万没想到，号称岭南第一坚城的广州，在大同军的猛烈炮火下，竟连三天都没撑过去！
消息传来，肇庆大乱，临江王吓得魂不附体，连夜带着家眷细软弃城而逃，他的这个行为反而加剧了肇庆的混乱，士绅带的金银财宝逃命，普通的士兵纷纷逃离肇庆。
然而，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却展现出难得的血性。他拒绝逃跑，亲自上城督战，试图激励士气，在肇庆抵挡大同军。
然而，勇气无法弥补实力的绝对差距。大同军兵临肇庆，再次架起重炮。经过五天的猛烈炮击，肇庆城墙多处坍塌。
随后，大同军步兵发起总攻，轻易突入城内。唐王朱聿键在乱军中战死，其弟朱聿鐭被俘。城中的大部分广东士绅也未能逃脱，纷纷沦为阶下囚。
肇庆一下，广东全境再无像样的抵抗。第五师、第七师分兵略地，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攻占广东各州府。
然而，在另外两个方向广西、贵州，大同军的推进却遇到了困难，速度远不能与在中原、江南的势如破竹相比。
西南地区的地形极其复杂，“地无三尺平”并非虚言。崇山峻岭、深涧峡谷无处不在，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且异常脆弱。每一个关隘、每一个山寨都建在险要之处，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贵州、广西两地土司势力盘根错节。这些土司拥兵自重，熟悉本地情况，且许多土司与南明残余势力关系密切，或出于自身利益，或受到蛊惑，不断袭扰大同军的后勤线，伏击小股部队。剿灭他们异常困难，大军行动不得不步步为营，谨慎推进。
战事拖延至来年二月，西南地区进入了令人头疼的雨季。阴雨连绵，山路泥泞不堪，更是难以行军。
虽然大同军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强调喝开水、注意营地清洁，但恶劣潮湿的气候仍然让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难以适应。疟疾、痢疾、湿疹等疾病开始在军中蔓延，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前线指挥官高大壮、田见秀等人不得不将实际情况紧急上报元首府，请求指示。
大同十三年（公元1637年），二月四日，金陵城。
相比于处于混乱的西南地区，远在后方的金陵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却因战争进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即所谓的“战争景气”。
自西南战事开启，军需订单如同雪片般飞向各大工坊。帐篷、军服、布匹、鞋袜、食物、马车、炮车、独轮车……涉及士兵衣食住行的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
尤其是攻占广州之后，大同社要赈济灾民，几百万灾民需要的粮食物品等生活物资更多，于是后方的订单变得更多了，大同社清洗江南士绅获得的钱财，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江南各地。
金陵的作坊主们从未经历过生意如此好做的时代！生产出来的货物根本不愁卖，大同社的军需官直接包销，甚至常有商人拉着车等在工厂门口，产品一下生产线就被抢购一空。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根本做不完。
为了满足需求，工坊主们不得不实行“三班倒”甚至“四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歇。他们慷慨地支付两倍、三倍的加班工资，因为这和巨大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派人到金陵周边的乡村，大量招募农夫农妇，经过简单培训后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同时大同社税收虽然不低，但以往的苛捐杂税和层层盘剥消失了，也没有胥吏敢再来敲诈勒索。当工坊主们想要扩大生产却遇到用地、资金问题时，只要要求合理，金陵府衙往往会大开绿灯，协助解决。
这一切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断扩大产能，满足前线需求。整个江南的工业机器，为了战争而全力开动。
甚至连西洋商人也间接享受到了这波“战争景气”。虽然卖给大同社粮食的补贴取消了，但大同社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需要海量的原材料——、亚麻、黄麻等。葡萄牙、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调整策略，他们在南洋诸岛、印度等地大量收购这些初级产品，然后运到江南销售，虽然单笔利润不如以前的丝绸瓷器，但需求稳定，数量巨大，且解决了商船回程空载或半空载的问题，总体利润反而上升了。这种“三角贸易”模式开始流行。
然而，并非所有西方人都能享受到这份红利。西班牙人成了最大的倒霉蛋。
自西南战事爆发后，金陵及江南各地的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数十年前的“马尼拉大屠杀”事件。
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当年惨案幸存者后裔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泪俱下地控诉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暴行，描述当年数万华人如何被欺骗、屠杀，血染吕宋。
这些报道瞬间点燃了江南民众的怒火。汉人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如今得知海外同胞竟被“西夷”如此屠戮，民族情感受到了极大刺激。底层百姓感同身受，愤慨不已；读书人更是觉得颜面尽失，群情激愤，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朝廷严惩西班牙，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在这种强烈的民意氛围下，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商船被扣留，在华的西班牙商人遭到拘押审查，只有西班牙大使馆还能勉强维持运作，但其人员外出时也常常遭到愤怒民众的围堵和唾骂，处境极其艰难。
(本章完)
话分两头。赵云飞在顺利攻克广州后，留下部分兵力维持秩序、清剿残敌，主力未做过多休整，即刻挥师西进，兵锋直指肇庆府。
肇庆是两广总督的传统驻地，也是广州失陷后南明在广东最重要的据点。城中的士绅官员原本还指望广州能坚守数月，为他们争取时间。
万万没想到，号称岭南第一坚城的广州，在大同军的猛烈炮火下，竟连三天都没撑过去！
消息传来，肇庆大乱，临江王吓得魂不附体，连夜带着家眷细软弃城而逃，他的这个行为反而加剧了肇庆的混乱，士绅带的金银财宝逃命，普通的士兵纷纷逃离肇庆。
然而，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却展现出难得的血性。他拒绝逃跑，亲自上城督战，试图激励士气，在肇庆抵挡大同军。
然而，勇气无法弥补实力的绝对差距。大同军兵临肇庆，再次架起重炮。经过五天的猛烈炮击，肇庆城墙多处坍塌。
随后，大同军步兵发起总攻，轻易突入城内。唐王朱聿键在乱军中战死，其弟朱聿鐭被俘。城中的大部分广东士绅也未能逃脱，纷纷沦为阶下囚。
肇庆一下，广东全境再无像样的抵抗。第五师、第七师分兵略地，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攻占广东各州府。
然而，在另外两个方向广西、贵州，大同军的推进却遇到了困难，速度远不能与在中原、江南的势如破竹相比。
西南地区的地形极其复杂，“地无三尺平”并非虚言。崇山峻岭、深涧峡谷无处不在，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且异常脆弱。每一个关隘、每一个山寨都建在险要之处，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贵州、广西两地土司势力盘根错节。这些土司拥兵自重，熟悉本地情况，且许多土司与南明残余势力关系密切，或出于自身利益，或受到蛊惑，不断袭扰大同军的后勤线，伏击小股部队。剿灭他们异常困难，大军行动不得不步步为营，谨慎推进。
战事拖延至来年二月，西南地区进入了令人头疼的雨季。阴雨连绵，山路泥泞不堪，更是难以行军。
虽然大同军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强调喝开水、注意营地清洁，但恶劣潮湿的气候仍然让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难以适应。疟疾、痢疾、湿疹等疾病开始在军中蔓延，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前线指挥官高大壮、田见秀等人不得不将实际情况紧急上报元首府，请求指示。
大同十三年（公元1637年），二月四日，金陵城。
相比于处于混乱的西南地区，远在后方的金陵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却因战争进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即所谓的“战争景气”。
自西南战事开启，军需订单如同雪片般飞向各大工坊。帐篷、军服、布匹、鞋袜、食物、马车、炮车、独轮车……涉及士兵衣食住行的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
尤其是攻占广州之后，大同社要赈济灾民，几百万灾民需要的粮食物品等生活物资更多，于是后方的订单变得更多了，大同社清洗江南士绅获得的钱财，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江南各地。
金陵的作坊主们从未经历过生意如此好做的时代！生产出来的货物根本不愁卖，大同社的军需官直接包销，甚至常有商人拉着车等在工厂门口，产品一下生产线就被抢购一空。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根本做不完。
为了满足需求，工坊主们不得不实行“三班倒”甚至“四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歇。他们慷慨地支付两倍、三倍的加班工资，因为这和巨大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派人到金陵周边的乡村，大量招募农夫农妇，经过简单培训后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同时大同社税收虽然不低，但以往的苛捐杂税和层层盘剥消失了，也没有胥吏敢再来敲诈勒索。当工坊主们想要扩大生产却遇到用地、资金问题时，只要要求合理，金陵府衙往往会大开绿灯，协助解决。
这一切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断扩大产能，满足前线需求。整个江南的工业机器，为了战争而全力开动。
甚至连西洋商人也间接享受到了这波“战争景气”。虽然卖给大同社粮食的补贴取消了，但大同社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需要海量的原材料——、亚麻、黄麻等。葡萄牙、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调整策略，他们在南洋诸岛、印度等地大量收购这些初级产品，然后运到江南销售，虽然单笔利润不如以前的丝绸瓷器，但需求稳定，数量巨大，且解决了商船回程空载或半空载的问题，总体利润反而上升了。这种“三角贸易”模式开始流行。
然而，并非所有西方人都能享受到这份红利。西班牙人成了最大的倒霉蛋。
自西南战事爆发后，金陵及江南各地的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数十年前的“马尼拉大屠杀”事件。
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当年惨案幸存者后裔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泪俱下地控诉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暴行，描述当年数万华人如何被欺骗、屠杀，血染吕宋。
这些报道瞬间点燃了江南民众的怒火。汉人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如今得知海外同胞竟被“西夷”如此屠戮，民族情感受到了极大刺激。底层百姓感同身受，愤慨不已；读书人更是觉得颜面尽失，群情激愤，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朝廷严惩西班牙，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在这种强烈的民意氛围下，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商船被扣留，在华的西班牙商人遭到拘押审查，只有西班牙大使馆还能勉强维持运作，但其人员外出时也常常遭到愤怒民众的围堵和唾骂，处境极其艰难。
(本章完)
话分两头。赵云飞在顺利攻克广州后，留下部分兵力维持秩序、清剿残敌，主力未做过多休整，即刻挥师西进，兵锋直指肇庆府。
肇庆是两广总督的传统驻地，也是广州失陷后南明在广东最重要的据点。城中的士绅官员原本还指望广州能坚守数月，为他们争取时间。
万万没想到，号称岭南第一坚城的广州，在大同军的猛烈炮火下，竟连三天都没撑过去！
消息传来，肇庆大乱，临江王吓得魂不附体，连夜带着家眷细软弃城而逃，他的这个行为反而加剧了肇庆的混乱，士绅带的金银财宝逃命，普通的士兵纷纷逃离肇庆。
然而，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却展现出难得的血性。他拒绝逃跑，亲自上城督战，试图激励士气，在肇庆抵挡大同军。
然而，勇气无法弥补实力的绝对差距。大同军兵临肇庆，再次架起重炮。经过五天的猛烈炮击，肇庆城墙多处坍塌。
随后，大同军步兵发起总攻，轻易突入城内。唐王朱聿键在乱军中战死，其弟朱聿鐭被俘。城中的大部分广东士绅也未能逃脱，纷纷沦为阶下囚。
肇庆一下，广东全境再无像样的抵抗。第五师、第七师分兵略地，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攻占广东各州府。
然而，在另外两个方向广西、贵州，大同军的推进却遇到了困难，速度远不能与在中原、江南的势如破竹相比。
西南地区的地形极其复杂，“地无三尺平”并非虚言。崇山峻岭、深涧峡谷无处不在，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且异常脆弱。每一个关隘、每一个山寨都建在险要之处，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贵州、广西两地土司势力盘根错节。这些土司拥兵自重，熟悉本地情况，且许多土司与南明残余势力关系密切，或出于自身利益，或受到蛊惑，不断袭扰大同军的后勤线，伏击小股部队。剿灭他们异常困难，大军行动不得不步步为营，谨慎推进。
战事拖延至来年二月，西南地区进入了令人头疼的雨季。阴雨连绵，山路泥泞不堪，更是难以行军。
虽然大同军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强调喝开水、注意营地清洁，但恶劣潮湿的气候仍然让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难以适应。疟疾、痢疾、湿疹等疾病开始在军中蔓延，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前线指挥官高大壮、田见秀等人不得不将实际情况紧急上报元首府，请求指示。
大同十三年（公元1637年），二月四日，金陵城。
相比于处于混乱的西南地区，远在后方的金陵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却因战争进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即所谓的“战争景气”。
自西南战事开启，军需订单如同雪片般飞向各大工坊。帐篷、军服、布匹、鞋袜、食物、马车、炮车、独轮车……涉及士兵衣食住行的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
尤其是攻占广州之后，大同社要赈济灾民，几百万灾民需要的粮食物品等生活物资更多，于是后方的订单变得更多了，大同社清洗江南士绅获得的钱财，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江南各地。
金陵的作坊主们从未经历过生意如此好做的时代！生产出来的货物根本不愁卖，大同社的军需官直接包销，甚至常有商人拉着车等在工厂门口，产品一下生产线就被抢购一空。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根本做不完。
为了满足需求，工坊主们不得不实行“三班倒”甚至“四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歇。他们慷慨地支付两倍、三倍的加班工资，因为这和巨大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派人到金陵周边的乡村，大量招募农夫农妇，经过简单培训后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同时大同社税收虽然不低，但以往的苛捐杂税和层层盘剥消失了，也没有胥吏敢再来敲诈勒索。当工坊主们想要扩大生产却遇到用地、资金问题时，只要要求合理，金陵府衙往往会大开绿灯，协助解决。
这一切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断扩大产能，满足前线需求。整个江南的工业机器，为了战争而全力开动。
甚至连西洋商人也间接享受到了这波“战争景气”。虽然卖给大同社粮食的补贴取消了，但大同社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需要海量的原材料——、亚麻、黄麻等。葡萄牙、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调整策略，他们在南洋诸岛、印度等地大量收购这些初级产品，然后运到江南销售，虽然单笔利润不如以前的丝绸瓷器，但需求稳定，数量巨大，且解决了商船回程空载或半空载的问题，总体利润反而上升了。这种“三角贸易”模式开始流行。
然而，并非所有西方人都能享受到这份红利。西班牙人成了最大的倒霉蛋。
自西南战事爆发后，金陵及江南各地的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数十年前的“马尼拉大屠杀”事件。
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当年惨案幸存者后裔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泪俱下地控诉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暴行，描述当年数万华人如何被欺骗、屠杀，血染吕宋。
这些报道瞬间点燃了江南民众的怒火。汉人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如今得知海外同胞竟被“西夷”如此屠戮，民族情感受到了极大刺激。底层百姓感同身受，愤慨不已；读书人更是觉得颜面尽失，群情激愤，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朝廷严惩西班牙，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在这种强烈的民意氛围下，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商船被扣留，在华的西班牙商人遭到拘押审查，只有西班牙大使馆还能勉强维持运作，但其人员外出时也常常遭到愤怒民众的围堵和唾骂，处境极其艰难。
(本章完)
话分两头。赵云飞在顺利攻克广州后，留下部分兵力维持秩序、清剿残敌，主力未做过多休整，即刻挥师西进，兵锋直指肇庆府。
肇庆是两广总督的传统驻地，也是广州失陷后南明在广东最重要的据点。城中的士绅官员原本还指望广州能坚守数月，为他们争取时间。
万万没想到，号称岭南第一坚城的广州，在大同军的猛烈炮火下，竟连三天都没撑过去！
消息传来，肇庆大乱，临江王吓得魂不附体，连夜带着家眷细软弃城而逃，他的这个行为反而加剧了肇庆的混乱，士绅带的金银财宝逃命，普通的士兵纷纷逃离肇庆。
然而，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却展现出难得的血性。他拒绝逃跑，亲自上城督战，试图激励士气，在肇庆抵挡大同军。
然而，勇气无法弥补实力的绝对差距。大同军兵临肇庆，再次架起重炮。经过五天的猛烈炮击，肇庆城墙多处坍塌。
随后，大同军步兵发起总攻，轻易突入城内。唐王朱聿键在乱军中战死，其弟朱聿鐭被俘。城中的大部分广东士绅也未能逃脱，纷纷沦为阶下囚。
肇庆一下，广东全境再无像样的抵抗。第五师、第七师分兵略地，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攻占广东各州府。
然而，在另外两个方向广西、贵州，大同军的推进却遇到了困难，速度远不能与在中原、江南的势如破竹相比。
西南地区的地形极其复杂，“地无三尺平”并非虚言。崇山峻岭、深涧峡谷无处不在，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且异常脆弱。每一个关隘、每一个山寨都建在险要之处，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贵州、广西两地土司势力盘根错节。这些土司拥兵自重，熟悉本地情况，且许多土司与南明残余势力关系密切，或出于自身利益，或受到蛊惑，不断袭扰大同军的后勤线，伏击小股部队。剿灭他们异常困难，大军行动不得不步步为营，谨慎推进。
战事拖延至来年二月，西南地区进入了令人头疼的雨季。阴雨连绵，山路泥泞不堪，更是难以行军。
虽然大同军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强调喝开水、注意营地清洁，但恶劣潮湿的气候仍然让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难以适应。疟疾、痢疾、湿疹等疾病开始在军中蔓延，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前线指挥官高大壮、田见秀等人不得不将实际情况紧急上报元首府，请求指示。
大同十三年（公元1637年），二月四日，金陵城。
相比于处于混乱的西南地区，远在后方的金陵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却因战争进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即所谓的“战争景气”。
自西南战事开启，军需订单如同雪片般飞向各大工坊。帐篷、军服、布匹、鞋袜、食物、马车、炮车、独轮车……涉及士兵衣食住行的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
尤其是攻占广州之后，大同社要赈济灾民，几百万灾民需要的粮食物品等生活物资更多，于是后方的订单变得更多了，大同社清洗江南士绅获得的钱财，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江南各地。
金陵的作坊主们从未经历过生意如此好做的时代！生产出来的货物根本不愁卖，大同社的军需官直接包销，甚至常有商人拉着车等在工厂门口，产品一下生产线就被抢购一空。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根本做不完。
为了满足需求，工坊主们不得不实行“三班倒”甚至“四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歇。他们慷慨地支付两倍、三倍的加班工资，因为这和巨大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派人到金陵周边的乡村，大量招募农夫农妇，经过简单培训后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同时大同社税收虽然不低，但以往的苛捐杂税和层层盘剥消失了，也没有胥吏敢再来敲诈勒索。当工坊主们想要扩大生产却遇到用地、资金问题时，只要要求合理，金陵府衙往往会大开绿灯，协助解决。
这一切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断扩大产能，满足前线需求。整个江南的工业机器，为了战争而全力开动。
甚至连西洋商人也间接享受到了这波“战争景气”。虽然卖给大同社粮食的补贴取消了，但大同社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需要海量的原材料——、亚麻、黄麻等。葡萄牙、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调整策略，他们在南洋诸岛、印度等地大量收购这些初级产品，然后运到江南销售，虽然单笔利润不如以前的丝绸瓷器，但需求稳定，数量巨大，且解决了商船回程空载或半空载的问题，总体利润反而上升了。这种“三角贸易”模式开始流行。
然而，并非所有西方人都能享受到这份红利。西班牙人成了最大的倒霉蛋。
自西南战事爆发后，金陵及江南各地的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数十年前的“马尼拉大屠杀”事件。
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当年惨案幸存者后裔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泪俱下地控诉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暴行，描述当年数万华人如何被欺骗、屠杀，血染吕宋。
这些报道瞬间点燃了江南民众的怒火。汉人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如今得知海外同胞竟被“西夷”如此屠戮，民族情感受到了极大刺激。底层百姓感同身受，愤慨不已；读书人更是觉得颜面尽失，群情激愤，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朝廷严惩西班牙，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在这种强烈的民意氛围下，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商船被扣留，在华的西班牙商人遭到拘押审查，只有西班牙大使馆还能勉强维持运作，但其人员外出时也常常遭到愤怒民众的围堵和唾骂，处境极其艰难。
(本章完)
话分两头。赵云飞在顺利攻克广州后，留下部分兵力维持秩序、清剿残敌，主力未做过多休整，即刻挥师西进，兵锋直指肇庆府。
肇庆是两广总督的传统驻地，也是广州失陷后南明在广东最重要的据点。城中的士绅官员原本还指望广州能坚守数月，为他们争取时间。
万万没想到，号称岭南第一坚城的广州，在大同军的猛烈炮火下，竟连三天都没撑过去！
消息传来，肇庆大乱，临江王吓得魂不附体，连夜带着家眷细软弃城而逃，他的这个行为反而加剧了肇庆的混乱，士绅带的金银财宝逃命，普通的士兵纷纷逃离肇庆。
然而，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却展现出难得的血性。他拒绝逃跑，亲自上城督战，试图激励士气，在肇庆抵挡大同军。
然而，勇气无法弥补实力的绝对差距。大同军兵临肇庆，再次架起重炮。经过五天的猛烈炮击，肇庆城墙多处坍塌。
随后，大同军步兵发起总攻，轻易突入城内。唐王朱聿键在乱军中战死，其弟朱聿鐭被俘。城中的大部分广东士绅也未能逃脱，纷纷沦为阶下囚。
肇庆一下，广东全境再无像样的抵抗。第五师、第七师分兵略地，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攻占广东各州府。
然而，在另外两个方向广西、贵州，大同军的推进却遇到了困难，速度远不能与在中原、江南的势如破竹相比。
西南地区的地形极其复杂，“地无三尺平”并非虚言。崇山峻岭、深涧峡谷无处不在，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且异常脆弱。每一个关隘、每一个山寨都建在险要之处，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贵州、广西两地土司势力盘根错节。这些土司拥兵自重，熟悉本地情况，且许多土司与南明残余势力关系密切，或出于自身利益，或受到蛊惑，不断袭扰大同军的后勤线，伏击小股部队。剿灭他们异常困难，大军行动不得不步步为营，谨慎推进。
战事拖延至来年二月，西南地区进入了令人头疼的雨季。阴雨连绵，山路泥泞不堪，更是难以行军。
虽然大同军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强调喝开水、注意营地清洁，但恶劣潮湿的气候仍然让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难以适应。疟疾、痢疾、湿疹等疾病开始在军中蔓延，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前线指挥官高大壮、田见秀等人不得不将实际情况紧急上报元首府，请求指示。
大同十三年（公元1637年），二月四日，金陵城。
相比于处于混乱的西南地区，远在后方的金陵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却因战争进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即所谓的“战争景气”。
自西南战事开启，军需订单如同雪片般飞向各大工坊。帐篷、军服、布匹、鞋袜、食物、马车、炮车、独轮车……涉及士兵衣食住行的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
尤其是攻占广州之后，大同社要赈济灾民，几百万灾民需要的粮食物品等生活物资更多，于是后方的订单变得更多了，大同社清洗江南士绅获得的钱财，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江南各地。
金陵的作坊主们从未经历过生意如此好做的时代！生产出来的货物根本不愁卖，大同社的军需官直接包销，甚至常有商人拉着车等在工厂门口，产品一下生产线就被抢购一空。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根本做不完。
为了满足需求，工坊主们不得不实行“三班倒”甚至“四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歇。他们慷慨地支付两倍、三倍的加班工资，因为这和巨大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派人到金陵周边的乡村，大量招募农夫农妇，经过简单培训后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同时大同社税收虽然不低，但以往的苛捐杂税和层层盘剥消失了，也没有胥吏敢再来敲诈勒索。当工坊主们想要扩大生产却遇到用地、资金问题时，只要要求合理，金陵府衙往往会大开绿灯，协助解决。
这一切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断扩大产能，满足前线需求。整个江南的工业机器，为了战争而全力开动。
甚至连西洋商人也间接享受到了这波“战争景气”。虽然卖给大同社粮食的补贴取消了，但大同社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需要海量的原材料——、亚麻、黄麻等。葡萄牙、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调整策略，他们在南洋诸岛、印度等地大量收购这些初级产品，然后运到江南销售，虽然单笔利润不如以前的丝绸瓷器，但需求稳定，数量巨大，且解决了商船回程空载或半空载的问题，总体利润反而上升了。这种“三角贸易”模式开始流行。
然而，并非所有西方人都能享受到这份红利。西班牙人成了最大的倒霉蛋。
自西南战事爆发后，金陵及江南各地的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数十年前的“马尼拉大屠杀”事件。
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当年惨案幸存者后裔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泪俱下地控诉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暴行，描述当年数万华人如何被欺骗、屠杀，血染吕宋。
这些报道瞬间点燃了江南民众的怒火。汉人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如今得知海外同胞竟被“西夷”如此屠戮，民族情感受到了极大刺激。底层百姓感同身受，愤慨不已；读书人更是觉得颜面尽失，群情激愤，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朝廷严惩西班牙，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在这种强烈的民意氛围下，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商船被扣留，在华的西班牙商人遭到拘押审查，只有西班牙大使馆还能勉强维持运作，但其人员外出时也常常遭到愤怒民众的围堵和唾骂，处境极其艰难。
(本章完)
话分两头。赵云飞在顺利攻克广州后，留下部分兵力维持秩序、清剿残敌，主力未做过多休整，即刻挥师西进，兵锋直指肇庆府。
肇庆是两广总督的传统驻地，也是广州失陷后南明在广东最重要的据点。城中的士绅官员原本还指望广州能坚守数月，为他们争取时间。
万万没想到，号称岭南第一坚城的广州，在大同军的猛烈炮火下，竟连三天都没撑过去！
消息传来，肇庆大乱，临江王吓得魂不附体，连夜带着家眷细软弃城而逃，他的这个行为反而加剧了肇庆的混乱，士绅带的金银财宝逃命，普通的士兵纷纷逃离肇庆。
然而，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却展现出难得的血性。他拒绝逃跑，亲自上城督战，试图激励士气，在肇庆抵挡大同军。
然而，勇气无法弥补实力的绝对差距。大同军兵临肇庆，再次架起重炮。经过五天的猛烈炮击，肇庆城墙多处坍塌。
随后，大同军步兵发起总攻，轻易突入城内。唐王朱聿键在乱军中战死，其弟朱聿鐭被俘。城中的大部分广东士绅也未能逃脱，纷纷沦为阶下囚。
肇庆一下，广东全境再无像样的抵抗。第五师、第七师分兵略地，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攻占广东各州府。
然而，在另外两个方向广西、贵州，大同军的推进却遇到了困难，速度远不能与在中原、江南的势如破竹相比。
西南地区的地形极其复杂，“地无三尺平”并非虚言。崇山峻岭、深涧峡谷无处不在，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且异常脆弱。每一个关隘、每一个山寨都建在险要之处，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贵州、广西两地土司势力盘根错节。这些土司拥兵自重，熟悉本地情况，且许多土司与南明残余势力关系密切，或出于自身利益，或受到蛊惑，不断袭扰大同军的后勤线，伏击小股部队。剿灭他们异常困难，大军行动不得不步步为营，谨慎推进。
战事拖延至来年二月，西南地区进入了令人头疼的雨季。阴雨连绵，山路泥泞不堪，更是难以行军。
虽然大同军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强调喝开水、注意营地清洁，但恶劣潮湿的气候仍然让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难以适应。疟疾、痢疾、湿疹等疾病开始在军中蔓延，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前线指挥官高大壮、田见秀等人不得不将实际情况紧急上报元首府，请求指示。
大同十三年（公元1637年），二月四日，金陵城。
相比于处于混乱的西南地区，远在后方的金陵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却因战争进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即所谓的“战争景气”。
自西南战事开启，军需订单如同雪片般飞向各大工坊。帐篷、军服、布匹、鞋袜、食物、马车、炮车、独轮车……涉及士兵衣食住行的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
尤其是攻占广州之后，大同社要赈济灾民，几百万灾民需要的粮食物品等生活物资更多，于是后方的订单变得更多了，大同社清洗江南士绅获得的钱财，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江南各地。
金陵的作坊主们从未经历过生意如此好做的时代！生产出来的货物根本不愁卖，大同社的军需官直接包销，甚至常有商人拉着车等在工厂门口，产品一下生产线就被抢购一空。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根本做不完。
为了满足需求，工坊主们不得不实行“三班倒”甚至“四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歇。他们慷慨地支付两倍、三倍的加班工资，因为这和巨大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派人到金陵周边的乡村，大量招募农夫农妇，经过简单培训后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同时大同社税收虽然不低，但以往的苛捐杂税和层层盘剥消失了，也没有胥吏敢再来敲诈勒索。当工坊主们想要扩大生产却遇到用地、资金问题时，只要要求合理，金陵府衙往往会大开绿灯，协助解决。
这一切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断扩大产能，满足前线需求。整个江南的工业机器，为了战争而全力开动。
甚至连西洋商人也间接享受到了这波“战争景气”。虽然卖给大同社粮食的补贴取消了，但大同社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需要海量的原材料——、亚麻、黄麻等。葡萄牙、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调整策略，他们在南洋诸岛、印度等地大量收购这些初级产品，然后运到江南销售，虽然单笔利润不如以前的丝绸瓷器，但需求稳定，数量巨大，且解决了商船回程空载或半空载的问题，总体利润反而上升了。这种“三角贸易”模式开始流行。
然而，并非所有西方人都能享受到这份红利。西班牙人成了最大的倒霉蛋。
自西南战事爆发后，金陵及江南各地的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数十年前的“马尼拉大屠杀”事件。
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当年惨案幸存者后裔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泪俱下地控诉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暴行，描述当年数万华人如何被欺骗、屠杀，血染吕宋。
这些报道瞬间点燃了江南民众的怒火。汉人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如今得知海外同胞竟被“西夷”如此屠戮，民族情感受到了极大刺激。底层百姓感同身受，愤慨不已；读书人更是觉得颜面尽失，群情激愤，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朝廷严惩西班牙，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在这种强烈的民意氛围下，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商船被扣留，在华的西班牙商人遭到拘押审查，只有西班牙大使馆还能勉强维持运作，但其人员外出时也常常遭到愤怒民众的围堵和唾骂，处境极其艰难。
(本章完)
话分两头。赵云飞在顺利攻克广州后，留下部分兵力维持秩序、清剿残敌，主力未做过多休整，即刻挥师西进，兵锋直指肇庆府。
肇庆是两广总督的传统驻地，也是广州失陷后南明在广东最重要的据点。城中的士绅官员原本还指望广州能坚守数月，为他们争取时间。
万万没想到，号称岭南第一坚城的广州，在大同军的猛烈炮火下，竟连三天都没撑过去！
消息传来，肇庆大乱，临江王吓得魂不附体，连夜带着家眷细软弃城而逃，他的这个行为反而加剧了肇庆的混乱，士绅带的金银财宝逃命，普通的士兵纷纷逃离肇庆。
然而，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却展现出难得的血性。他拒绝逃跑，亲自上城督战，试图激励士气，在肇庆抵挡大同军。
然而，勇气无法弥补实力的绝对差距。大同军兵临肇庆，再次架起重炮。经过五天的猛烈炮击，肇庆城墙多处坍塌。
随后，大同军步兵发起总攻，轻易突入城内。唐王朱聿键在乱军中战死，其弟朱聿鐭被俘。城中的大部分广东士绅也未能逃脱，纷纷沦为阶下囚。
肇庆一下，广东全境再无像样的抵抗。第五师、第七师分兵略地，如秋风扫落叶般迅速攻占广东各州府。
然而，在另外两个方向广西、贵州，大同军的推进却遇到了困难，速度远不能与在中原、江南的势如破竹相比。
西南地区的地形极其复杂，“地无三尺平”并非虚言。崇山峻岭、深涧峡谷无处不在，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且异常脆弱。每一个关隘、每一个山寨都建在险要之处，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贵州、广西两地土司势力盘根错节。这些土司拥兵自重，熟悉本地情况，且许多土司与南明残余势力关系密切，或出于自身利益，或受到蛊惑，不断袭扰大同军的后勤线，伏击小股部队。剿灭他们异常困难，大军行动不得不步步为营，谨慎推进。
战事拖延至来年二月，西南地区进入了令人头疼的雨季。阴雨连绵，山路泥泞不堪，更是难以行军。
虽然大同军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强调喝开水、注意营地清洁，但恶劣潮湿的气候仍然让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难以适应。疟疾、痢疾、湿疹等疾病开始在军中蔓延，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前线指挥官高大壮、田见秀等人不得不将实际情况紧急上报元首府，请求指示。
大同十三年（公元1637年），二月四日，金陵城。
相比于处于混乱的西南地区，远在后方的金陵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却因战争进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即所谓的“战争景气”。
自西南战事开启，军需订单如同雪片般飞向各大工坊。帐篷、军服、布匹、鞋袜、食物、马车、炮车、独轮车……涉及士兵衣食住行的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
尤其是攻占广州之后，大同社要赈济灾民，几百万灾民需要的粮食物品等生活物资更多，于是后方的订单变得更多了，大同社清洗江南士绅获得的钱财，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江南各地。
金陵的作坊主们从未经历过生意如此好做的时代！生产出来的货物根本不愁卖，大同社的军需官直接包销，甚至常有商人拉着车等在工厂门口，产品一下生产线就被抢购一空。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根本做不完。
为了满足需求，工坊主们不得不实行“三班倒”甚至“四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歇。他们慷慨地支付两倍、三倍的加班工资，因为这和巨大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派人到金陵周边的乡村，大量招募农夫农妇，经过简单培训后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
同时大同社税收虽然不低，但以往的苛捐杂税和层层盘剥消失了，也没有胥吏敢再来敲诈勒索。当工坊主们想要扩大生产却遇到用地、资金问题时，只要要求合理，金陵府衙往往会大开绿灯，协助解决。
这一切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断扩大产能，满足前线需求。整个江南的工业机器，为了战争而全力开动。
甚至连西洋商人也间接享受到了这波“战争景气”。虽然卖给大同社粮食的补贴取消了，但大同社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需要海量的原材料——、亚麻、黄麻等。葡萄牙、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调整策略，他们在南洋诸岛、印度等地大量收购这些初级产品，然后运到江南销售，虽然单笔利润不如以前的丝绸瓷器，但需求稳定，数量巨大，且解决了商船回程空载或半空载的问题，总体利润反而上升了。这种“三角贸易”模式开始流行。
然而，并非所有西方人都能享受到这份红利。西班牙人成了最大的倒霉蛋。
自西南战事爆发后，金陵及江南各地的报纸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数十年前的“马尼拉大屠杀”事件。
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自称是当年惨案幸存者后裔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声泪俱下地控诉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暴行，描述当年数万华人如何被欺骗、屠杀，血染吕宋。
这些报道瞬间点燃了江南民众的怒火。汉人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如今得知海外同胞竟被“西夷”如此屠戮，民族情感受到了极大刺激。底层百姓感同身受，愤慨不已；读书人更是觉得颜面尽失，群情激愤，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朝廷严惩西班牙，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在这种强烈的民意氛围下，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商船被扣留，在华的西班牙商人遭到拘押审查，只有西班牙大使馆还能勉强维持运作，但其人员外出时也常常遭到愤怒民众的围堵和唾骂，处境极其艰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