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3
白渡桥手持小旗夹道欢迎日本军队。溥仪访日时表面受到隆重欢迎，而汪精卫的尸体用专机运回南京时一派冷清。
txt小说上传分享
序葛剑雄2
在日本的图书馆中还有大量相关史料，可惜因为我专业研究以外的时间太少，读日文的速度又太慢，无法涉猎。要是我以抗战史或近代中日关系为研究方向的话，日本方面的史料肯定与中国方面的史料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我发现，除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外，依据的证据不同，也是造成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但对方提出的相反证据，我往往闻所未闻，在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从未提及。2004年我在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讲学期间去雾社参观，因为早就知道“雾社事件”或“雾社暴动”。回校后，与在该校任教的滨岛敦俊教授谈起，他却列举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提出了相反的理由。如果只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理解或不同观念，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讨论，或者求同存异。但在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前，原则性的是非标准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当我读到萨苏先生的书稿时，立即决定要向读者推荐，因为此书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写这本书，萨苏先生可谓得天独厚——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或听到抗战留下的人物或事件，不少是不见于正史记载的。他供职于一家美国公司，却长期派驻日本，有机会深入了解日本，并收集他感兴趣的资料。从已经收录入书稿的内容看就相当广泛，包括当时的公开报道、内部报告、通讯、回忆、谈话、照片、地图、书影，据说其中不少是首次在中国发表，至少我是第一次见到。但我们能读到这些文字，还得感谢他对资料的严格选择和客观分析。尽管他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但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方面并不亚于历史学者。
或许有人会担心，多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会使读者误解抗战历史，或者会在客观上减轻日本的侵略罪行。其实恰恰相反，事实越充分，结论越明确。双方的史料放在一起，即使相互矛盾，也比各说各的要强，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双方都有说服力。例如，对战争中双方的伤亡人数，作者既介绍了日方公开报道中的吹嘘，也公布了日本内部报道中承认的数字。又如，从日本方面的史料看，八路军的确曾击落一架日本侦察机，但迄今为止中国方面未见任何记载，显然当初就被忽略了。要不是作者的发掘，中国抗战史就缺少了这光辉的一页。
萨苏先生的文章也很有吸引力，语言亦庄亦谐，举重若轻。某些段落在专业人士看来或许稍显夸张，但作为普及性读物也无伤大雅。
我与萨苏先生素不相识，读到编辑发来的书稿才首次得知其人其文。因希望与更多读者分享，我乐意写下这些话作一介绍。未知萨苏先生以为然否？
葛剑雄，2007年5月3日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教授）
高粱红了——关于书名的一些话1
在《红高粱》中，有三段提到了同一首歌。第一次，是任副官训练余司令的乡兵。
玲子和我父亲他们趴在墙头上，看着任副官在空场上教唱革命歌曲。父亲身矮，脚下塾了三块土坯才能看到墙里的情景。玲子把秀挺的下巴支在土墙上，紧盯着沐着朝霞的任副官。任副官教着队伍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
第二次，是枪毙弓虽女干民女玲子的军需处长，余司令的叔叔余大牙时。
余大牙面向臭水湾子，望着在他脚下的水汪汪里，野生着一枝绿荷，一枝瘦小洁白的野荷花，又望着湾子对面光芒四射的高粱，吐口高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余大牙是弓虽女干民女被枪毙的，但是，余大牙当然不是英雄，他是个普通的中国人罢了，甚至是中国人中属于“败类”的那一部分。而作者是这样写的：“余大牙毕竟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种，他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临死前却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父亲被他感动得脚底生热，恨不得腾跳。”
第三次，是余司令为叔出殡之后。
父亲发现余司令提着枪的手臂缓缓地举起来，枪口追踪着任副官的背影。送葬的人惊讶万分，但无人敢吱声。任副官全无知觉，昂首阔步，有条不紊，迎着齿轮般旋转的太阳，向着村子走。父亲看到手枪在余司令手里抖了一下。父亲几乎没有听到这一声枪响，它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父亲看到这粒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任副官头也不回，保持着均匀协调的步子继续前行。父亲听到从任副官那儿，传来嘬唇吹出的口哨声，曲调十分熟悉，是 ”高粱红了，高粱红了!”我父亲热泪盈了眶。
“国破山河在”语出杜甫的《春望》，语中充满对国家残破的悲愤，似乎没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样激昂。中国的抗战，更多的，是悲愤和牺牲，这是一场在绝望中的奋起抵抗。我们不喜欢战争，但强盗闯进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只有拿起枪来战斗。
用“国破山河在”作为本书的书名，我的思路来自《血染的风采》一歌中的唱词：“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这本书，我的本意在于纪念在抗战中奋起抵抗，宁死不屈的中国军民，“山河”的含义，是在国破家亡的时代，这些不屈的中国军民，用自己的身躯融入了中国的山河，所以中国的山，中国的河，都被赋予了不屈的灵魂。敌强我弱，你可以打败我的政府，占领我的城市，但是，不肯屈服的中国人和亘古在此的山河是融为一体的，你永远无法征服。
我以为，抗战中国的力量，不在枪炮，而在精神，而这种精神，来自于中国的山河，一如为了这种精神死难的普通的中国人，最终又长眠于山河之间。起于尘土，归于尘土。
再引申一点，抗战中的中国之所以不可征服，或许正是因为当时这片土地的主人之为中国人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格善于忍耐，后发制人，但骨子里的高傲和坚韧，又使他们能够在别人早已会屈服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下来。
大刃无锋，我以为是中国人的国魂。
在曾经的文章中，我将海外的中国人比作野草，曾有朋友感到愤怒，责问我中国人为什么是野草，你是不是要侮辱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乔木，是青松！
其实，我们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是一种貌似低微，但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你可以轻易地拔起一棵野草，斩断它，蹂躏它，但是，一旦放手，它又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哪怕是烈火，也无法征服这种看似柔弱的植物。一棵野草毫不起眼，但当你站在呼伦贝尔的高原上放眼望去，那一棵棵野草联成的覆盖天地之间草原，其雄伟和壮观，只有让你感到自己的渺小。
高粱红了——关于书名的一些话2
一如南苑之战中那些没有留下姓名，却在十个换一个的白刃战中猛扑上去的学生兵。
一如扛着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就背井离乡走向天涯，最终却形成了世界各大公司技术部门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军团”的中国工程师们。
一如今天吃着最便宜的盒饭，干着最艰苦的劳作，还要寄钱回家的民工们。
你说民工和工程师们是为了自己的家，可不是为了这个国。国家国家，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和家的关系是紧紧相连的，都蕴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期待，一个个中国人的家，就构成了这个被叫做“中国”的国。
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1937年，一个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放下手中的锄头，铅笔，用最简陋的武器，迎着意图灭亡自己家国的侵略军，沉默，但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自己家园的前面。
中国人在抵抗，在黄河两岸，在大江南北，在大山之巅，在大河之间，中国的山河，就是这样不可征服，一直坚持到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他们就像野草，即便凶残的敌人是烈火。
国破，山河在。
写完看看，有点儿悲了，其实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这样灰色，也许是对于先人的感怀，使这篇文字带了太多的悲情，那么，我就在文章的最后，放一段中国远征军血战异域时高唱的战歌吧，虽在艰难时刻，犹显大国气概。
君不见 汉终军 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 班定远 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 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 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 着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 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 净胡尘 誓扫倭奴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 慷慨捧出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 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 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载复金陵 冀鲁吉黑次第平
破波楼船出辽海 蔽天铁鸟扑东京
一夜捣碎倭奴穴 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 樱花树下醉胡妾
归来夹道万人看 朵朵鲜花掷马前
门楣生辉笑白发 闾里欢腾骄红颜
国史明标第一功 中华从此号长雄
尚留余威惩不义 要使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
血斗南苑1
b 血斗南苑——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b
一
1937年7月28日，从长辛店通往卢沟桥方向的路上，29军219团在行军，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反攻卢沟桥，夺回前一天失去的阵地。
219团，团长吉星文，正是这支部队在卢沟桥的一声怒吼，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谈到抗日战争，219团和卢沟桥的名字，都不应该被忘记。
29军的老兵马步先回忆，当时“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桥西边二三里地时，旅长何基沣坐着吉普车来了，说：‘219团向后转。’他接到了上边来的命令，不上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南苑已经丢了，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大势已去，所以就撤了” 。
大势已去。
7月28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一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佟麟阁和赵登禹，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29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而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也正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后曾担任日军登陆中途岛部队大佐指挥官，因为日军未能登上中途岛就遭到惨败，转而率一木支队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因为轻敌被美军歼灭，是死在美军手中的日军第一个旅团级高级军官）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29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 “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朝日新闻《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
当年读抗战史，曾经对七七事变前后29军的抗战有两个误解。第一，对7月29日29军忽然全部撤离北平，放弃大好古都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打着打着忽然中国军队就撤了，当时日军不是还没有攻城吗？不免怀疑29军军长宋哲元是汉奸；第二，我曾一直以为卢沟桥在北京的北面——日军从北方来，自然战斗应该首先在北边展开喽。
直到后来有机会去卢沟桥旅游，才发现这个著名的地方其实是在北京的西南面。而看当时平津之战的作战图，更有一个发现——此战中日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南苑，宛平，丰台等地，都是在北京的南面！
这个现象曾经让我感到奇怪。于是，询问一位在军校任教的朋友，他回答我说这一点也不错，当时双方的战斗，主要在北平的南方进行。这是因为，在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进入冀北平西各地，并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伪政权，北平东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军控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