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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部队，曾经在山西遭到八路军的阻击，八路军用地雷把日军坦克炸得车毁人亡。整个战斗，还有照片为证。
炸坦克，可不是一般地雷可以胜任的，难道土八路还能造反坦克地雷？
要说八路军打日军坦克，倒也不是太新鲜的事情。日本《春兵团在华北的战斗》一书中，就描述了配合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作战的坦克分队在冀东曹各庄被八路军歼灭的过程。然而，用地雷炸坦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以土八路造的地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女散花之类，对坦克不过是挠痒痒。就算是“铁西瓜”，对顶盔贯甲的战车来说，也很难构成威胁。国际上通用的反坦克地雷，设计制造时对压强、起爆、穿甲方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玩意儿可不是土八路的兵工厂造得起的。
按照日军记载（照片和记述来自土门周平《人物战车队物语》和伊东述的《大陆战车队——狮子奋迅的突击》），这次战斗，发生在1938年7月，地点在山西晋城天井关附近。被击毁的日军战车，属于日本陆军第八战车联队，是在和八路军386旅（查中国方面资料，似为344旅688团）部队作战中损失的。该部日军联队长是日军装甲兵专家原乙未生少将（原乙未生是《日本的战车》一书作者，有“日本战车之父”的大名，他曾到德国，意大利等地考察战车的制造和使用，是日军中战车使用和制造方面的权威。日本人将其与戴高乐、古德里安、图哈切夫斯基并列。日军第八战车联队是1938年年中由原第二战车联队改编而成，一说原乙未生接手该联队指挥权是在1939年，在天井关战斗时还没有到任）。该部日军从7月8日起，支援饭田部队的步兵进攻泽州（即晋城）。国民党军守军在常平村附近构筑坚固阵地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晋城地区沟通三省，地势险要，位置十分重要。双方在八年抗战中曾反复争夺，日军四次占领晋城，四次被迫撤出，最终无法将其占领。
7月10日，日军发动总攻，第八战车联队掩护步兵进攻常平村东方高地。战斗从清晨6点进行到下午6点，日军先后发动三次猛攻，始终不能攻占中国军队阵地。激战中，日军第一线羽贺大队大队长负伤，代理大队长又在第三次进攻中阵亡。第八战车联队以50米间隔的队形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突破，却在前沿陷入电波状反战车壕，遭到中国军队以重机枪发射的钢芯弹痛击。由于山地作战，日军使用的战车均为轻型坦克,装甲薄弱部位多被击穿，车长渡边孝等伤亡，车辆也遭到相当损失，未能发挥突破作用，只好撤退待机。
根据时间推断，这支与日军进行激战的中国军队，应当为此时驻守晋城的529旅杨觉天部。该旅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旧部，参加过忻口会战，战斗力很强。旅长杨觉天曾帮助八路军徐海东部筹措物资，双方关系融洽。该部在晋城驻防期间建立五二九小学，发展地方教育，颇有好名。
此后，前线大雨瓢泼，日军进攻受阻，双方在常平村一带对峙。
而这时，就传来一个“不幸消息”。另一路占领沁水的日军第14师团所部，因为遭到中国军队的压迫，被迫撤离。在撤退途中于南山地区被中国军队包围，局势危急。日军上层命令第八战车联队立即组成支援部队赶去救援。
这次围攻14师团所部战斗，对照中方纪录，应该是国共双方合作的东坞岭伏击战。中国军队参战部队为李默庵部第93军，第十四军各一部（国民党军），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七、八总队（相当于旅，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此战日军被击毁的汽车就达二百多辆。在1939年十二月事变之前，山西的国共两军在合作上堪称各地之典范。
而前来增援的日战车第八联队，则在天井关一带遭到八路军部队（查看中方战史为负责阻援的688团和南公八路军唐天际部）的迭次阻击。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阻击一支日军装甲部队无疑是极为困难的，但八路军巧妙地利用险要地形，反复攻击日军随同的步兵，使日军战车不得不为了避免孤军深入而停下来防止被切断。战斗中，走在队伍中间的一辆战车突然触雷。剧烈的爆炸将该车掀翻，战车的履带被炸断，炮塔直接被抛落一边，车中人员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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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伏兵3
曾经轧过多次八路军的土地雷，但都安然无恙的日军战车兵被这种威力巨大的地雷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继续前进，急忙调动工兵进行扫雷。由于阻击和地雷的影响，第八战车联队无法按期到达战场，被迫放弃了这次救援。从照片上看到，这种地雷把日军战车底部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看起来完全不是运气太好，而根本就是一种专炸坦克的地雷。日军感叹正规的八路和民兵就是不一样啊，有着可怕的装备。“八路军有反坦克地雷”的消息，就开始在华北日军中蔓延了。
那么，土八路真的有反坦克地雷么？
这东西的确可以称为反坦克地雷，不过，应该叫“八路式”反坦克地雷，世界其他国家还真没有装备这种武器的。
这种“八路式”反坦克地雷，其实原理和上文提到的“跳雷”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把手榴弹换成了威力更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太原造山炮炮弹。
原来，日军进攻太原时，守将傅作义发现仓库中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为了避免其落入敌手，大方的傅作义和当时在太原的共产党方面联系，同意他们去搬自己需要的东西。八路军方面当然大喜过望，不过时间仓促，搬走的东西不那么规整，其中就拉出来了一批晋造山炮的炮弹。问题来了，八路光有炮弹没有炮啊！
要是换一家军队，估计挖个坑埋了，这东西又不能用，还危险。但当时土八路穷得很，舍不得，八路军的兵工厂把这些山炮炮弹拆卸了，弄出炸药来再利用，弹壳则化了做其它用处——土八路的兵工厂里，金属材料很珍贵呢。其中也有几颗炮弹，被改造成了土造反坦克地雷，以打击当时十分猖獗的日军战车。做法就是把“跳雷”里面的手榴弹去掉，换上一发山炮炮弹，装触发引信。一旦日军战车通过，就遥控起爆，将山炮炮弹弹出地面，撞击坦克底甲。说起来山炮炮弹不是打坦克的好武器，要是砸在正面装甲上估计就滑飞了。可是从肚皮底打上来，活像武术中的撩阴腿，专找断子绝孙的地方招呼，别说日本的薄铁皮坦克了，就是德国的虎式估计也不敢挨这么一下。
从图片上分析，这辆日军坦克，显然就是着了这种组合八路式反坦克地雷的道道。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发动了“百万大战”来报复。特别因为八路军陈赓部386旅几次让日军吃了大亏，于是扫荡的日本坦克上面特别刷了 “专打三八六旅”，要和陈赓单挑。
陈赓其人，黄埔三杰，性格活跃，怎是忍气吞声之辈，就来找八路军兵工厂，想弄几个“有劲儿”的家伙打一打日军的气焰。兵工厂当时就想到了给陈旅长这种反坦克地雷。可是有个问题——那批山炮的炮弹早就用光了，已经没地方补充去。怎么办呢？兵工厂的技师想出了办法，用日军投掷的航空炸弹臭弹重装引信，代替山炮炮弹改造一批反坦克雷。虽然笨重了点儿，可是“劲儿”更大。结果，不久386旅在潞城就用这个巨无霸炸毁日军中型坦克一辆，陈旅长曾为此向兵工厂登门道谢。根据《纵横》杂志的文章，冀东军分区地方部队营救美国飞行员奥立弗·欧斯德尔一行时，也曾对盟军飞行员介绍过这种用地雷摧毁日军坦克和汽车的战例。因为这种地雷的威胁，日军据点尽管就在附近，开枪开炮声清晰可闻，却不敢出动，只能坐视八路军营救美军飞行员并拆卸坠毁的b-29轰炸机残骸。
天井关之战虽是小战，战果也不十分丰厚，但是看到被炸得翻个儿，身首异处的日军战车，还是不由得让人感叹啊——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还有，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最后，想到一个问题，这辆被炸毁的日军战车，到底属于哪一型坦克呢？因为照片的角度不好，这是个难以判断的问题，我推测这可能是日军94式或95式或97式轻型坦克，因为它们都有圆丘形炮塔，从驱动轮看，95式或97式轻型坦克的可能性更大，根据记载，日军第八坦克联队当时装备94式和97改式轻型坦克，因此，这辆日军战车基本可以断定是一辆97式轻型坦克，代号“太凯”，这种坦克生产于1937年，装备37毫米炮，毫米机枪各一挺，重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将其广泛用于大陆和东南亚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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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万魂不还乡1
b 七十万魂不还乡——萨所见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b
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一位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张忠义先生，旁征博引日军史料，也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当然，也有对此持有异议的专家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就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人。
到底哪个数字是正确的呢？
美国方面使用的是日军提供的公布材料，按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然而，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一直就有异议。
第一方面的异议是日军的阵亡人数和对手公布的往往差距很大，比如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认为至少击毙日军一万二千余人，而日军公布的阵亡人员只有两千余，相差六倍之多。一些学者如张忠义先生将其归结为中国军队对战果的夸大。
国军对战果夸大可能有之，但日军的作战记录中，却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
例如日军在作战记录中，经常可见“苦战”字样，而公布的伤亡却极小。以攻占洛阳为例，整个战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区区55人。但其中又分明记载了多次激战，如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对攻等等，伤亡人数颇有些对不上号。又如抗战初期的山西万全之战，日军有记录称此战中步兵第三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第三联队本身属于二二六兵变的主力，这些官兵都属于当时的叛军，但惩罚迟迟未作，送他们到中国战场，其意义就是让他们能够“光荣地死”。第三联队的官兵为了洗刷耻辱，在万全城下发动了自杀性的冲锋（不炮击摧毁城墙，直接进行云梯登城），大部战死沙场。然而，与此矛盾的是，同时公布的战报中，第三联队的伤亡合计不超过一百人。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灵位，与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不符，并且逐年增加，仿佛越来越多的阵亡人员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
看来，日本的战报，还真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种战报的权威性早就受到质疑，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就多次发现日军力图以掩饰自己伤亡的做法造成美军的错觉，并鼓舞自己的斗志。
虽然日方战报的数据说不通，但作为外国人，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怀疑。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资料统计，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虽然还无法断定到底有多少日军阵亡中国，但其统计的数字，至少证明无论军事博物馆还是何应钦将军，提供的数字都过于保守了。而日军的战报，则在这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面前，彻底失去了可靠性。
比如，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帝国陆军史》的作者）在他的书中，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共计78万9370人。
而我最近买到的一册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的《中国慰灵》，则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数字。这本书，是一套记录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情况，追悼亡灵的系列图书，包括《缅甸慰灵》、《满州慰灵》、《瓜岛慰灵》等，《中国慰灵》是其中的第五部。
在这一册图书中，读卖新闻社记者统计的日军在中国阵亡总数，超过七十万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抗日联军在东北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战果。这是战死和战病死的合计人员数字，这符合阵亡人员统计的原则，美日统计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南洋的伤亡人数，也是这两个数字的总和。
这部书中提供的资料，推翻了日本军部所公布数字的权威性。比如，豫湘桂战役中的长衡会战（日军称为湘桂作战），日本军部提供的数据是日军共计阵亡12209人，而读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