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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心态——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坚定全军对攻占五原的信心。“傅作义先生身边当时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这一点,我当时是101师师长,我很清楚……”就在三个月前,傅作义曾经发动了一次和五原战役很相似的包头战役,以嫡系35军猛攻日本驻蒙军司令部包头。可惜,虽然占领了半个市区,但因阻击部队没有挡住日军的援军,功败垂成,留下了心理阴影。可以说,这次打五原,参战的将领们从傅作义以下都有一只眼睛盯着董其武呢。
  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4
  这次再打不下来,对傅作义所部的影响将是灾难的。此战之前,日军在绥西的连续攻势已经将傅作义辛苦经营数年的绥西根据地逼到了绝路。失去了产粮根据地,傅作义已经把军官家属转移到兰州,如果不能夺回五原,能否继续坚持绥远的抗战,就是一个问号。
  正是董其武的不松口,为傅作义吃了定心丸。人称傅作义手下第一大将,董其武的帅才名不虚传。
  题外话,说董其武是傅作义军中帅才并非恭维。傅部讨论战略问题,能和傅作义平等而论的,大约只有董其武了。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中董其武的确是傅部一员上将,但作战之余,董其武在战略上与傅作义的看法却有些分歧。1946年11月,董其武接任绥远省主席,和傅作义谈心。傅作义提到蒋介石有意让自己入主北平,董其武对此的看法是“蒋先生让我们去北平,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傅对此有些不以为然,1947年秋,傅作义担任国民党军华北总司令,移驻北平,傅的同僚袍泽纷纷发贺电恭喜,唯一没有发贺电的就是董其武。耐人寻味的是,傅作义在华北打得热火朝天,却整整两年把这员头号大将放在绥远,可以说是对“家”的重视,似乎,也有点儿刘备东征不带赵云的感觉……但是,董其武对傅作义的忠诚却始终如一。北平和平协定的第二天,董其武就从绥远飞北平去见傅作义,一来表示支持,二来表示绥远听傅作义的命令,让傅深受感动。
  不过,解放后有人问董其武1947年的想法是不是已经认为共产党会胜利。董其武却诚恳地说,我是认为把察绥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出水落石出……
  回到乌加河之战,这种恶战死守,董其武在傅作义军中打过很多次了,而他不要援兵的壮举,在国民党军中的确罕见。
  根据我的了解,在整个抗战期间,如此咬牙不要援军的例子,在国军中,只有三例。除了董其武守乌加河,还有两例,一个是大战雪花山的西北军17师师长赵寿山,另一个是淞沪抗战中的胡宗南。
  说起董其武,正好可以连着一提赵寿山,董其武在国军中是中将,绥远起义后,在解放军中的军衔是上将。而赵寿山呢?是杨虎城的爱将,西北军仅次于孙蔚如的战将,抗战开始时担任17师师长,出潼关抗日。《白鹿原》中的茹师长,原型就是赵寿山,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做到过集团军总司令。他大战雪花山是在1937年的娘子关之战。当时,娘子关所在的东线是黄绍纮指挥的,但这位桂军名将在这里却是光杆司令,没人买账。他手下最大的战斗单位第三军干脆关闭电台,不和他联系,所以整个东线局面一片被动。唯一肯听指挥、肯打的,就是赵寿山的17师。这一战,赵寿山死守雪花山十昼夜,咬着牙根不谈援军——他知道自己要也没有。最后是黄绍纮自己觉得太对不起赵寿山了,到处催援军,可是谁都不肯上前。这时,杨虎城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电话串线,发现黄总告急,主动要求上前线,才帮助赵寿山撤下来。
  此一战,十日间17师打得不剩一个团,赵寿山须发皆白,从此成了白发将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赵寿山的官职在国民党军中就够高的了,转到解放军中更厉害,竟然是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这可是有实权的副司令,赵寿山在宝鸡战役后总结的时候,当头训西北野战军各级将领毫不留情。也就是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已经转了地方工作,否则一个大将是没跑的,要知道授衔的大将如陈赓当时都比他级别低呢。
  还有一个死战的例子居然是胡宗南,那就有些不可思议了。人家都说此人只能做个大连长的,还有这种时候?不错,这实在是胡宗南军人生涯中难得的一幕。那是淞沪战役中,因为陈诚的调度有问题,国军阵地多在日军舰炮火力之内,伤亡惨重,动辄一小时损失上千人。各路部队纷纷整补替换,把总长何应钦忙得七昏八素,只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了。打了很久,忽然发现死守杨行阵地的胡宗南第一军竟然从来没有叫过援军。何应钦知道第一军有战斗力,但这种“令人放心”反而让人不放心了,于是打电话去问。胡宗南这才开口——“援军再不来我自己也要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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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5
  抗战中胡宗南只打了淞沪、柳林、潼关三战,还差点因为在柳林贻误战机被李宗仁毙了,说来有些丢人。但淞沪的死战,实在是胡宗南闪光的一瞬。
  说董其武的传奇,恐怕再有这样长的篇幅也是不够的,印象很深的是在70年代政协作《文史资料总辑》的时候,谈起抗战中的何应钦,董其武依然恭敬地用了一个当时震惊四座的称呼“何应钦总长”。这个称呼让负责人很头疼,于是上报是否应修改,上面倒是很有气度,说董老怎样说,就怎样写。所以,如果现在您去查《文史资料总辑》68或者69期,还可以看到书中董其武的叙述依然是“何应钦总长”。
  这倒不是说董其武对何应钦有什么特殊感情,事实上何应钦对董其武很是不公。这只是显示了中国的旧军人,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份坚持。
  董武穆,人如其名。
  三、 捡来的便宜兄弟“董大班长”
  1940年,傅作义发动五原战役,一举收复绥西直到五原、陕坝等地,是抗战期间北线国军少有的胜利。一时举国振奋,傅作义派此战功臣,已经升任暂四军军长的董其武到重庆报捷。
  抗日功臣到首都,自然少不了觥筹交错,鲜花掌声。虽然打了胜仗,这一战傅作义部队的装备损失也不小,尤其是负责打援的董其武101师最需要补充。所以董其武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请求总部对作战中的损失给予补充,更新装备。这件事,却是拖来拖去,始终没有结果。参谋总长何应钦开始很热情,表示一定全部给补齐,但随着时间推移,宣传逐渐降温,却渐渐面有难色,推三阻四起来。
  最后,在董其武即将返回的时候,何应钦才把他叫去,温言道,此战你军辛苦,但国家如今也很困难,你的损失,只能给你部分地补充……什么是部分的补充呢?董其武去看过后才明白,是机枪27挺,步枪250支,还不够装备一个营的。
  打了这样一场大战,难道补充的就是这一点点吗?
  回到旅馆董其武,觉得虽然国家困难,真的难到这种地步吗?但是又无从打听,不禁十分纳闷。
  恰好这时,忽然看到同住一个招待所的另一个国民党嫡系将领,16军军长董钊。董其武心生一计,于是满面春风和董钊攀起交情来。
  要说董钊这人,虽然是黄埔一期,打仗是不大行的,后来被彭德怀牵着鼻子满陕北转圈儿。人家讽刺他说“胡宗南如果算个大连长,董钊只能算个大班长了”。但是,这人也有优点,就是不以自己属于嫡系而傲慢,品质还是满实诚的——换句话说,不实诚能在1947年让彭德怀在陕北牵得跟牛似的武装大游行吗?
  一看五原大战的英雄董其武折节下交,虽然同是军长,董钊大有受宠若惊之感,马上出钱请客,与董其武把酒言欢。两个人相见恨晚,说来说去,一笔写不出两个董字,居然祖上还有些亲戚。算起来董其武比董钊大三岁,董钊以兄称之,两个人更加亲近起来。
  干吗这么和“董大班长”热乎呢?原来,董钊到重庆,也是来请求补充武器的。不过,他可不是作战损失,是单纯要求更新装备而已。喝着喝着董其武就把董钊16军换装武器的凭单拿到手了。
  人家董钊一个军的装备,可是全更新了(苏式装备),一点儿折扣都没打。
  看来,困难也要看对谁说。
  这就是嫡系啊。
  看破了真情的董其武当天回了绥远,从此对蒋介石心存芥蒂。1946年底劝傅作义不要到北平去,心思未必不是这个时候种下的。
  只是那个露了底细的董大班长,后来还多次给董其武大哥写信叙旧,很是亲近,到死,好像也没明白自己卖了何总长和蒋委员长……董其武呢?却不过情面,也就少不得年节给这个“兄弟”送点土产礼物什么的,关系一直不错。
  看来,这位“董大班长”打仗是不灵,交朋友,还真有两下子呢。
  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1
  b  血拼乌加河——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b
  50年代后期,我的祖父因为“历史问题”在北京西郊的老爷山农场果木队劳动。这算是服刑?法院没判你有罪,可你又没有行动的自由。这种糊涂账在特定时代比比皆是。
  他所在的地方叫做龙泉寺,今天是北京市有名的矿泉水产地。老爷子晚年曾经自嘲,说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体力劳动和好空气,恐怕还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虽然有好空气,毕竟是管制劳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果木队的头儿姓赵,教大伙儿捞河草喂兔子,开始大家都不信服,兔子吃河草吗?姓赵的说:“打小日本儿的时候,没粮食,我们就这么干过。”
  当时大家就偷偷传,说姓赵的是老八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给管制的。
  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八路,而是国民党傅作义部35军的汽车营副营长,新保安被俘,释放后参加绥远起义,以后因为“特嫌”又被抓了起来。姓赵的在农场沉默寡言,批斗就认罪低头,因为“老实”才作了犯人头。
  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过关,红卫兵到农场来揪斗他,拿劈柴、砖头打,一次下来,就打了个半死。第二天再来,打完了放在炕上趴着,顺嘴角嘀嗒血。
  红卫兵走了,我爷爷给姓赵的喂水喝,姓赵的说我可能过不去这个坎了。我爷爷劝他挺着,找来找去,把自己的一瓶云南白药给了他,把那颗红丹给他吃了。云南白药的红丹真是神奇,他果然活了下来。
  我爷爷1968年回了家。到了80年代,姓赵的忽然来家找我爷爷,说自己上访,平反了,爷们儿,多亏你那次救了我,不然哪有今天?我爷爷听说他平反了,很高兴,晚上就请他喝酒。
  就在廊子底下摆个小桌,酒到半酣,姓赵的再三相谢,我爷爷过意不去,说那不是我救你,是云南白药。
  姓赵的半晌无言,最后叹口气说,唉,是那云南白药啊。我本来自己也不想活了,捏着你那瓶白药我心里闷啊,越想越难受。姓赵的说,我想起来当兵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急救包里就是云南白药,是打完百灵庙曲家药厂捐给我们的,每个兵一瓶,救命的。我捏着那个药瓶我就想,小日本儿那么凶都没要了我的命,我能就这么死了吗?
  你真打过日本子啊?
  当然了。说着姓赵的撩起衣服来给我爷爷看,左边胸腹之间,一块花花的皮肤,像个巴掌一样,劳动的时候大家就见过,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伤的。
  你怎么伤的?
  姓赵的也不把衣服掖上,反手解开了领口,伸手拿过酒瓶子来,闷头喝一大口,眼泪哗哗地流下来,用袖子擦,袖子一放下来,哗哗又流下来,再擦,就没了眼泪,再喝一大口,眼睛就发亮。反复几次,越喝,眼睛越亮,终于一仰脖统统灌了下去,闭闭眼,说:
  “在绥远(内蒙)打的,那一仗我们打死他一个中将,死鬼子丢在野地里喂狼,春天过完了还没吃完……”
  以下,就是姓赵的对那一仗的叙述,那时候,他是傅作义部下101师的辎重连长。
  那一次傅老总要打五原啊,打五原急火星孙兰峰是总指挥,袁家三兄弟里的袁庆荣是前敌总指挥,安春山安小个子打先锋。怕鬼子增援,让我们101师打阻击。能不能打下五原来,关键看阻击。
  鬼子打仗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守城,一个师一个团你就守这座城,守不住你就撤,换个地方再守。鬼子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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