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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进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的表决。
当《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的时候，春笋般林立的手臂中，也有高岗的一只手臂。但是，高岗觉得自己的这只手，好像是被一种浪涛浮力托上来的，那么机械，那么僵硬。这时的高岗，脑子里尽是周恩来发言中的那些名词、那些短语，什么“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暗中挑拨”、“非法活动”、“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赖掉一些，隐瞒一些”、“还不完全，还不深刻”、“继续反省”、“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等等，等等，像是一大盘韭菜炒豆芽，乱糟糟搅作一团了。
高岗用了最大的克制力在克制自己，镇定自己。你是高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你还是东北局书记，你还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也就是“高主席”。你千万不能失态。你还有朋友，你还有希望。这就是堤坝。堤坝后面是汹涌激荡的一腔热血。千万得守住这堤坝。一点蚁穴都不能有，任何一种一念之差，都会成为一种蚁穴，足以使大坝顷刻倾塌的蚁穴。稍一不慎，局面将不可收拾。
这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有一天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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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
在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重要会议，一般是不公开举行的，如果有必要发表新闻，也只有到会议结束以后的某个时间。七届四中全会，2月10日就闭幕了。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党员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三个文件。到了2月18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同时发表题为《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的社论。就全社会来说，只有这时，人们才知道这次会议的消息。
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目的是就高、饶事件，向全党敲起警钟，对高、饶本人，则是指出他们错误的严重性，希望他们沉痛反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继续为党工作。采取的方针是治病救人，等待觉悟。如果高、饶能作深刻自我批评，切切实实痛改前非，事情的结局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一个虚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中央各部同高岗、饶漱石有关的干部。
这两个座谈会的主旨，主要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代和作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作了一次自我批评。饶漱石承认自己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发展到了个人野心家的地步。饶漱石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仍不诚恳，不愿意挖掘自己思想的本质。如对黄花塘事件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两个问题，虽然承认了一些东西，但保留较多；对从上海调北京休养的问题，承认自己有怀疑，曾对中央进行试探，但仍多方辩解，掩饰自己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也不愿意挖掘思想根源。尤其是对1953年两个会议期间，直接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参与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主要关节问题，实行抵赖。
饶漱石是这样。高岗又如何呢？
座谈会召开的前一天，高岗收到《东北日报》一位同志的来信。这封信中，那“尊敬的高主席”的称呼，那亲切、崇敬到无以复加的问候的话语，那对于曾经几次见到高岗的情景的追述，触动高岗回忆起在东北时的那段灿烂辉煌的岁月。那时候，《东北日报》第一版上，一年之中要出现多少次高岗的名字和照片！各条生产战线重要生产任务的完成，几乎都要给高岗上书、报喜。人们称他“高主席”，“亲爱的高岗主席”、“敬爱的高岗主席”；什么“在您的领导下”，“在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号召下”；什么“高岗主席的号召，就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考验”；什么“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向您宣誓”……高岗多半要给这些“上书”复信的。于是《高岗主席复信勉励》、《高岗主席复信嘉勉》之类的标题，时有出现。办公桌上批示文件，电话机旁下达指令，检阅台上挥手答礼，群众上发表演说，餐厅宴会，舞厅舞会，恭敬的体态，谄媚的笑脸，鲜花、掌声、美酒、女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声色犬马的享受……从今以后，这一切都将云散烟消，成为永恒的怀念了！
高岗置身于这个座谈会，思绪却萦回在过去的岁月。大家发言中的一件件、一桩桩事实和材料，像是一刀一刀地戳着他的心，像是一锤一锤敲碎他的过去和他的将来，像是在他高大而辉煌的形象上一笔一笔地涂抹着肮脏。
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已经不相信刘少奇而最相信你吗？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一离开北京就不放心，只有你在北京他才放心吗？有人称你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不是那么乐不可支、以“战友”自居吗？现在是怎么了？你究竟算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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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天之上”跌到“九地之下”，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大了。高岗不仅在精神上受不了，肉体上也受不了。他的脑袋要崩裂了，他的心脏要爆炸了。
高岗觉得血的热浪，一阵一阵涌上耳根。
1954年2月17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召开的第三天。
这一天，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他交办各种公务，把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了。
大约9点多钟，高岗来到值班室，问值班员：“就你一个人值班？走，到院子里散散步。”
高岗一边散步，一边向值班员东问西问，问生活情况，家庭情况，问学习情况，打靶情况，然后又问值班员手枪的性能，并且说：“把枪给我看看，我有好长时间没摸枪了。”
“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值班员说。因为高岗最近心神不宁，尤其是这几天精神状态异常，高岗家人多次提醒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高岗把手伸了过去，样子有些不耐烦。值班员只好取出子弹和子弹夹，将空枪给了高岗。
高岗把枪拿在手上，一边端详着，一边又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把子弹夹也给我。”
值班员一听就急了：“不行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的脸一下子拉长了，阴沉地说：“亏你是个老卫士！怎么，连我也不信任了吗？！”
值班员坚决地说：“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首长！我要负责！”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责！拿来！”高岗一边断然地说，一边从值班员手中夺过了子弹夹和子弹。
值班员半是无奈、半是哀求地说：“首长，可要当心啊！要注意安全。”
高岗带着手枪上了二楼。值班员目送高岗上楼，转身到值班室给卫士长打电话报告情况。
卫士长说，要想办法把枪要回来，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高岗身边时刻不能离人。
高岗的秘书、家人、卫士、通讯员，好几个人走马灯似地在楼上楼下转，高岗打发走了这几个，马上又来了那几个。
高岗叫一个秘书到他办公室去，把他刚才封好的几封信，交给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
大家又忙乎开了：有人去取信，有人去找机要通讯员，自然，高岗身边还留下了几个。
秘书到高岗办公室拿了几封信，一个信封上写的是“毛主席”，一个信封上写的是“周总理”，他发现信封上有斑斑点点的鲜红血迹，大吃一惊，便找几个人看，商量该怎么办（原来，高岗刚才刮胡子，刮破了下巴，出了不少血，手指上也沾了不少血。高岗在紧张、慌乱之中封那几封信，手指上的血便污了信封）。
大家觉得事关重大，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些信不能送出去，得拆开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
高岗写给周总理的，竟然是一封托孤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一下他的妻子儿女。
几个年轻人撒腿往高岗屋里跑，跑在前面的秘书哭着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的信，……你决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
高岗先是一惊，接着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
高岗一边说话一边站起来，拉着秘书的手，让秘书坐在自己坐的椅子上，高岗挪到左边的椅子上。
几个人从秘书手上拿走了信件，到壁炉前面去准备烧信。
秘书拉着高岗的手，流着泪说：“你可千万不要自杀呀！”
高岗说：“不啦！不啦！没事儿啦！没事儿啦！”高岗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秘书的左肩，一面提高了一点嗓门，催促快点把信烧掉。
烧信的几个人只顾烧信，高岗身边的秘书，也只顾看着他们烧信。
顷刻之间，屋子里非常寂静，只有撕信纸的沙沙声，信纸着火后轻微的呼呼声。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裤兜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他身边的秘书本能地将左手猛地往上一抬，击中了高岗的右肘。
枪响了。
子弹打飞了。
手枪掉在后侧的地毯上。
秘书拦腰抱住高岗，两个人扭在一起，都摔倒在地毯上。秘书拼尽全力抱住高岗，高岗用尽全力伸出左手去抢枪。就在高岗抢到手枪的那一瞬间，烧信的几个年轻人和高岗的家人一齐扑向了高岗，这位历经战火的高级指挥员，被缴了械。
刚才枪声骤起、大家慌乱的时候，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赶快打电话！”高岗想起这句话，便说：
“你们打电话了？！他们马上就会来人，把我抓走了！”
中央很快得到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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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救高岗，使他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不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在发生这次事件以后，中央断然对高岗实行“管教”。
高岗在2月24日作了一次检查。在检查中，高岗承认自己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过分裂活动和宗派活动。高岗认为，这种活动是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会反党。高岗还说，那天的自杀行为，是自己一时思想胡涂，企图毁灭自己，一了百了。
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于2月底至3月初全部结束。
座谈会颇有成效，会上不仅核实了许多材料和情况，也揭发出不少新材料。
1952年12月，高岗曾将自己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报告讨论会上的发言，上报毛泽东。这个发言，结合马林科夫报告中讲到的苏联工商业工作中存在的很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联系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关于改善贸易企业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很好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