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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追求xing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得到人们详尽的描述，构成了音乐和文学的根本主题，被社会普遍接受和赞颂。第二个就是追求来自世界之爱的故事，这一故事更为隐蔽、更加让人难为情。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往往采用刻薄的、讽刺的语言，好像只有那些生性嫉妒和有心理缺陷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需求，或干脆把对身份的追求简单地解释为对财富的追求。但第二个关于爱的故事在强烈程度上一点不亚于第一个，在复杂性、重要性和普遍性上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失败，所导致的痛苦不会比第一个少。在第二个故事中也有令人心碎的时候，这一点可以从那些被世界定义为小人物的人们空洞、绝望的眼神中得到证明。
【爱的重要性】
1、
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1890)中写道：
“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游，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当他出现时，其他的人甚至都不愿稍稍侧身示意；当他讲话时，无人回应，也无人在意他的任何举止。如果我们周围每一个人见到我们时都视若无睹，根本就忽略我们的存在，要不了多久，我们心里就会充满愤怒，我们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相对于这种折磨，残酷的体罚将变成一种解脱。”
2、
爱之缺乏如何影响我们?为什么被人漠视能让我们如此“愤怒”、“绝望”，乃至最残酷的体罚对我们来说都可以是一种解脱?
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如果我们讲出的笑话让他们开怀，我们就对自己逗笑的能力充满自信；如果我们受到他人的赞扬，我们就会对自己的优点开始留意。反之，如果我们进了一间屋子，人们甚至不屑于瞥上我们一眼，或者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职业时，他们马上表现出不耐烦，我们很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当然，在一个理想世界中，我们可能更坚强一些。我们会固守自己的底线，不管别人是否在意我们，也不会顾虑别人的臧否。可能有人曲意奉承我们，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自鸣得意；同样，只要我们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清楚自身价值之所在，他人不公允的看待也不会伤及我们，因为我们清楚自己的地位和境遇。然而，我们对自己特性和品质的认识总是在一些相互矛盾的评价中飘忽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聪明机巧、幽默风趣、一言九鼎，一会儿又觉得自己蠢笨如牛、了无情趣、一钱不值，在这种摇摆无定的情状下，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完全受制于社会的态度——若得褒扬，我们就会感觉良好：反之，则痛不欲生。仿佛我们对他人的情感负有亏欠似的。
我们的“自我”或自我认知可以用一只漏气的气球来作比方——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爱（对于气球而言，便是源源不断的氢气）来填充自己的内心，而经不起哪怕是针尖麦芒大的刺伤。我们的情绪变得难以理喻，一会儿因他人的褒扬而开心，一会儿为他人的漠视而伤怀。同事的一句心不在焉的问候，几通没有应答的电话就可能使我们闷闷不乐；而如果有人记住了我们的名字，或送来一只果篮，我们又会觉得生活满洒阳光，人生何等惬意！
3、
从感情和物质这两方面来看，我们通常都会对自己的地位产生焦虑，这并不奇怪。我们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可能赢得多少世人的爱，而世人对我们的关爱又是我们看重还是看轻自己的关键。地位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打开关爱之富的金钥匙：没有了他人之爱，人类将失去自信；没有了他人之爱，我们将难以按自己的秉性办事。
被漠视的后果：
他人的看法————自身的感觉
你是一个失败者——我丢人现眼
你无关紧要————我是一个小人物
你毫不起眼————我愚笨之至
爱的结果
他人的看法————自身的感受
你充满智慧————我聪明
你很重要—————我受人欢迎
你非常成功————我受人尊重
第二章 势利倾向
1、
未成年时，没人在意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无条件地受人宠爱。我们可以吃得打饱嗝而毋须顾忌，可以狂喊大叫而不顾他人感受，也可以不挣一分钱，不交一位有权有势的朋友，但是，我们还是周围的人关注的中心。
一旦成年了，就意味着我们得在这满是势利鬼和冰冷面孔的世间争取一个位置，这些人的影响是使我们产生身份焦虑的关键所在。尽管也有朋友和爱人承诺说永不抛弃我们——即便在我们破产和名誉扫地之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共同度过（有时候我们会真的相信他们）——现实却相当残酷：我们身边多的是势利小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势利的眼神下生活。
2、
在英国，“势利”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据说它的产生还同当时牛津、剑桥大学的一种习惯相关。那时，牛津和剑桥大学通常会在考试名册上有意识地将普通学生同贵族子弟区分开来，习惯上在普通学生姓名旁注上“siate”，简略为“s．nob”。
“势利者”一词的本意是指一个没有显耀身份的人。但这种词义在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当初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反，指一个因为他人没有社会地位而瞧不起他人的人。显然，人们使用它时赋予了它很强的贬义色彩，用它来描述一种对他人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又是极为错误，应当受到讥讽的。威廉·萨克雷的《势利人脸谱》(1848)是最早涉及这一话题的著述之一。他在文中指出，25年来，势利者“已如铁路般延伸到英伦的每个角落。现在，在这个所谓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你随时随地都能碰上这些势利鬼，并一眼就能认出他们”。但实际上，势利并非是什么新生事物，平等精神才是；在平等精神的观照下，传统的带有等级歧视的做法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至少在像萨克雷这类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合时宜的。
3、
自那以后，人们开始越来越普遍地将势利者定义为那种带有过分社会和文化偏见的人，他们可以宣称一类人、一段音乐或一种葡萄酒优于另一类。基于此种理解，势利者包括一切过分强调一定价值观念的人。
然而，把势利的意义限定为判定哪些人和事值得尊重的特定方式，这样或许更为准确。势利者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并非是简单的社会歧视，而是在社会地位和人的价值之间完全画上等号。
从传统意义上看，尽管势利者对贵族阶级兴致盎然（这也难怪，因为“势利”一词出现在语言中的时候，贵族阶层正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但如果仅仅把对骑猎和绅士沙龙的热情视为势利的特性，这会极大地缩小势利这一现象的丰富内涵。在人类历史上，势利者对他们时代的所谓杰出阶层多有奉承，这些阶层包括士兵(斯巴达，公元前400年)、教士（罗马，1500年）、诗人（魏玛，1815年）和农民(中国，1967年）等等。势利者最关注的无非是权力，一旦权力的分配发生了改变，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亦会自然迅速地随之改变。
4、
与势利者相处，可以使我们恼怒，也可以使我们紧张和气馁，因为我们会感觉到内心深处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说我们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们根本无力改变势利者对我们的歧视。我们也许有所罗门的智慧，有奥德赛的足智多谋，然而，只要我们不具备一种社会认可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所有这些优点都形同虚有，势利者只会漠视我们的存在。
年幼时，人都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上，一无所有，但他们仍受宠爱，而作为婴儿，他们是无法用世俗或物质的方式来回报那些爱他们的人。他们被宠爱、受呵护，而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可能不听话，大声嚎叫且使性子，但他们仍被宠爱。本质上，成人阶段的爱同幼年时期从父母那里获得的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爱并无差别，正因为如此，势利者以身份取人的做法会让我们难于接受。
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获得的爱转而取决于我们的成就：我们得彬彬有礼，在学校必须成绩优异，而后又须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声望。这些努力也许能吸引别人的注意，但其动机和渴望其实相当平实，无非就是试图找回那种我们儿时曾有过的充分的、无条件的宠爱。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努力争取的那些辉煌的成就，同儿时睁大无邪双眼，胖乎乎地坐在厨房地板上努力拼搭积木的行为并无二致。
由于我们对爱的渴望如此明显，所以只有那些最笨拙的势利者会承认他们交友是受到对方权力和声望的吸引。把对方的权力和声望作为邀请对方共进午餐的理由，不但显得不足信，而且会使对方觉得受了侮辱，因为一个人的权力和声望是我们最本质最难以去除的身外之物。虽然无须等到我们离世，我们就可能失去权力，变得寂寂无名，但我们如孩童般对爱的渴求却永不停歇。聪明的势利者则清楚他们应该让被奉承者知道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被奉承者现有的尊贵身份和地位——如果说他们可能也注意到这些被奉承者作为外交大使时使用的轿车、报纸上关于他们生平的报道或者他们在公司里的董事头衔，那纯粹只是一种巧合，仅仅是他们对这些被奉承者深沉的、纯粹的、敬意的表征而已。
然而尽管这些势利者挖空心思，曲意奉承，但那些被奉承者很可能看出这些堂皇颂词背后的变化无常。因此被奉承者会离开势利者，因为他们害怕有朝一日，自己那与身份完全无关的真正的自我会被他们摸透。
5、
势利者关注的只是他人的声望和成就。一旦他相熟的人的声望和成就有所改变，这些势利者很可能闻风而动，重新排定他所谓最亲近的朋友，从而上演一出出悲喜剧。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22)-书中，在19世纪末的巴黎，一个雾罩的傍晚，身为中产阶层的叙述者赶往一家非常高级的餐馆去和他的一位贵族朋友共享晚餐。他的朋友是德·圣卢侯爵。他先到了餐馆，而他的侯爵朋友稍稍来迟。他到餐馆时，餐馆的招待见他穿着寒酸，听姓氏也非名门望族，断定是一个小人物来到了他们的地盘。他们表现得相当倨傲，把他领到一个在寒风口的桌位，对他的服务一点也谈不上殷勤。
大约一刻钟后，侯爵到了，认出了他的朋友，在餐馆工作人员的眼里，叙述者的地位迅即上升。餐馆经理开始对他深鞠躬，帮他打开菜单，并讨好地用华丽的词汇向他介绍当天的特别菜肴，甚至还称赞他的衣着，竭力地想让他不要将这些特别的殷勤同他和侯爵的关系联系起来，有时还莞尔浅笑，似乎想表示这所有的殷勤都是源自内心对叙述者的尊敬。当这位叙述者想要一些面包时，餐馆经理立即双脚并拢，大声说道：
“没问题，男爵先生！’‘我不是男爵，’我对他说，语带嘲讽，也有一丝悲哀。‘哦，该死！没问题，伯爵先生！’我还没来得及作第二次申辩，他就走开了。可以想见，如果有了第二次申辩，我一定会晋升到侯爵了。”
不管餐馆工作人员对这位叙述者的态度的转变看起来是多么令人满意，其意义还是微乎其微，因为餐馆经理根本就没有改变他极为势利的价值判断。他只是在他的残酷的标准之内作了一些变通——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有机会碰到一个德·圣卢侯爵或什么魅力十足的王子来向世人证明我们一样有高贵的心灵。我们在更多的时候是要坐在寒风口的桌位上“享用”我们的晚餐。
6、
报纸会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
萨克雷曾指出，英国人对显耀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