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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觊觎暴利预购酒业 代理县长背水一战

  黄志安在背后上蹿下跳,李明桥心知肚明,面上却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个是代县长,一个是常务副县长,一旦弄得关系太僵,两个人起了内讧,那县政府的工作还干不干?李明桥能做的,就是在县人代会召开之前,埋头把“村村通”工程搞好,这是利县利民的大事情,不管自己到时候能否顺利当选,他觉得都得把这件工作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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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副省长带着省煤炭局、发改委、商业厅、国资委等相关厅局的负责人,先是在市上盘旋了两天,接着浩浩荡荡地来了蓟原。
  杜万清和李明桥带领“四大班子”成员和对口科部局的头头,专门去县界处等候。
  十点半钟,石副省长的车队来了。让杜万清意外的是,市委书记何培基同志竟然亲自陪同下来了,相跟着的还有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工业口的林副市长,以及市局的有关负责人。
  石副省长年龄不大,大概50出头的样子。他先是跟书记杜万清握了握手,再跟李明桥握手。但李明桥发现,石副省长跟自己握手的时候,眼睛却是朝向别处的。这让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他顺着石副省长的目光扫了一眼,发现石副省长目光所向的地方,站的竟然是煤炭局长郝国光。
  难道他们认识?李明桥心里不禁打了一个问号。
  果然,石副省长跟“四大班子”成员一一见面之后,朝站得稍远些的郝国光招了招手。郝国光小跑着上前来。石副省长抓住郝国光的手,用力地摇了摇,哈哈笑着说:“国光啊,你可是好长时间没有来看我这个糟老头子喽。”
  李明桥暗暗心惊:郝国光不但跟石副省长认识,而且熟络得不是一般。看来自己手底下的这个煤炭局长,还真是一位手眼通天的人物。让李明桥更为吃惊的是,石副省长根本没打算掩饰自己跟郝国光的私交,好像还有意无意地在众人面前显露这一点。
  这就奇怪了,大凡当官的,当到石副省长这个级别,说话的时候一般只说半截,表态的时候喜欢藏着掖着,在私交方面更是谨慎,轻易不会透露自己的社交圈子——这叫什么来着?含蓄,对,就叫含蓄,大领导的含蓄。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玄机不成?在任何事件的背后,肯定存在相应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李明桥暂时还猜不透石副省长此举的真正含义。他注意观察了一下,市委书记何培基、副书记翟子翊、林副市长、包括县委书记杜万清,脸上都挂着一成不变的笑意,好像那笑容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面雕刻出来的,一直就挂在这些人的脸上。
  相互寒暄了几句,又都上了各自的车,唯独郝国光被石副省长叫了去,上了石副省长的专车。警车在前面开道,车队疾速朝县城驶去,直接开往蓟原宾馆。
  用警车开道是年长富和黄志安的主意,李明桥原本不同意,认为这样做扰民不说,还显得太官僚。杜万清未置可否,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二比一,李明桥处下风,事情就这样定了。按年长富和黄志安他们的意思,本来还要把石副省长一行的接待,放到一位煤老板投资的四星级酒店里去,李明桥坚决反对,太奢华是一个方面,县政府下辖的蓟原宾馆主要用于接待上级领导,环境和档次也还说得过去,没必要住什么星级酒店。
  中午的接待宴会规格比较高,专门安排了一个小宴会厅,摆四桌,上的酒是蓟原老白干系列里面最好的50年窖藏。最中间的一桌,石副省长居上位,市委书记何培基紧挨着他坐在右首,常务副书记翟子翊、林副市长紧挨着何培基坐在次席;省发改委主任、商业厅厅长等相跟着坐在石副省长的左首;县委书记杜万清和代县长李明桥在末席陪坐。年长富、黄志安、谢慕华等“四大班子”其他成员和市局的头头脑脑掺杂坐了两桌,郝国光、黎长钧、卫振华等人和秘书、司机坐了一桌。
  石副省长是毫无疑问的中心,但李明桥还是发现,市局头头和县“四大班子”成员在敬酒的时候,似乎对市委书记何培基更恭敬些——他们对石副省长的热情是表面上的,心底下未必在乎石副省长的高位;但对市委书记何培基则不一样,他们对市委书记的热情和恭谨,是从骨子里面溢出来的,有股谄媚劲。很显然,在这些人的眼里,石副省长尽管身处高位,却离得远了些,对他们的仕途升迁不起直接作用;而市委书记何培基,手心里却攥着他们的官帽子,打个比方说吧:如果他们是蛇的话,何培基手心里攥的,就是他们的七寸!权力真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它就像一个磁力四射的磁场,那么多的人,甭管自愿不自愿、喜欢不喜欢,都被它强大的力量吸引了过去;又像是小孩子们玩的魔方,再怎么拧,再怎么旋转,轴心是永远不变的,你只能始终围着这个轴心转圈——这个轴心,就是权力!
  李明桥在心里算了算,这四桌饭,花去了县财政的三万多元,主要是酒喝得多,整整三大箱。李明桥一直试图杀杀蓟原县的吃喝风,临了却身不由己,没办法,来个副省长,外加衢阳的市委书记何培基等一干大员,你说,在接待上还敢马虎不成?现实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明明不该干,明明不愿意干,但还得抢着干,起劲干,迟了慢了都不成。
  接待宴会结束以后,在宾馆稍事休息,三点半钟,在县委礼堂召开了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石副省长在会上做了长达40分钟的讲话,接下来,市委书记何培基也做了长达40分钟的讲话。按照官方的说法,石副省长和何培基的讲话都是“重要指示”,当然,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讲话,而是他们的身份和手中的权力。县委书记杜万清和代县长李明桥的汇报讲话简短些,各用了半个小时。
  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蓟原县城各条街道的霓虹彩灯都亮了起来,有点万家灯火的景象。
  蓟原县城的各条街道都安装有霓虹彩灯,但除了节庆假日偶尔闪耀一下之外,平常时间都黑着,只亮着主干街道的行道灯。如果哪天晚上,街道两边的霓虹彩灯破例齐嚓嚓地亮了起来,老百姓们往往都会仰起头,望一会儿霓虹灯,然后撇撇嘴,说:“又来大官了。”
  石副省长的官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副省级;何培基的官,比石副省长小着半级,正厅级。但他们俩人,一个是分管工业的副省长,一个是堂堂衢阳市的市委书记,对蓟原这个煤炭大县来说,意义就非同一般。所以,石副省长和市委书记何培基往蓟原宾馆里一住,天还没黑呢,霓虹彩灯就齐嚓嚓亮了起来。
  第二天,市委书记何培基先行离开,返回市上,留下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和林副市长继续陪石副省长。
  按照既定的参观路线,石副省长一行先是去了牛头岭矿山,参观了几处年产煤量在5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井,又看了几家冶选企业;然后折返回来,去华源煤炭经销公司等几家近郊的企业里面打了个转身。石副省长一行最后参观的企业,是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蓟原酒业公司的老总刘东福,自从上次被李明桥狠狠地了一顿之后,一下子老实了许多,对石副省长一行极尽热情之能事,没要县上领导安排,自己就主动给石副省长一行准备了成箱成件的蓟原老白干酒。刘东福一边介绍酒厂的具体生产情况,一边带领大家参观了两条新上的生产线,以及封装和窖藏车间,末了,又向石副省长大吹特吹他主持下的三期、四期扩建工程。
  石副省长一边听,一边微微笑着,不时对着车间的工人们挥挥手。
  参观完蓟原酒业,临离开前,石副省长做了几点指示,他说:“蓟原酒业是我们甯江省的名牌企业,百年老牌子,一定要让它健健康康地发展壮大……你们都想啊,矿山上的煤,总有没得挖的一天,但酒不一样,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不愁没人买酒是不?国家要求所有的非资源型国有企业必须在年底前完成改制,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把企业完全推向市场,让市场来检验企业的生命力。我看啦,蓟原酒业是全省企业里面的排头兵,在企业改制上,也就当一个排头兵,率先垂范……我限定一个时间,现在七月份,八月底吧,蓟原酒业的改制必须完成!”
  说到这里,石副省长停了停,用手指头点着杜万清和李明桥两个人道:“到时候,如果完不成改制任务,唯你们二人是问!”
  后一句话,石副省长用的是开玩笑的口吻,却自有一股不容反驳的意味在里面。
  石副省长在蓟原的视察进行了三天。期间,李明桥一直试图跟翟副书记单独见个面,但未能如愿,周围的人实在太多,市委书记何培基一离开,翟副书记理所当然地成了蓟原县的官员们包围的对象。
  临离开的先一天晚上,都凌晨两点了,翟副书记给李明桥打来电话,让他到自己房间去。李明桥就在蓟原宾馆住着,他住北楼,石副省长和翟副书记一行住南楼,离得不远,但到了翟副书记门口,李明桥还是故意磨蹭了几分钟,才举手敲门。
  咔哒,门开了,翟副书记把李明桥让进房间里。
  翟副书记说:“明桥啊,在蓟原受委屈了吧?”
  李明桥说:“委屈倒没什么,就是憋屈得慌。”
  翟副书记用拳头捶捶后腰,说:“这我理解,你跟你老子一样,一根筋,容易较真。”
  提到父亲,李明桥一时沉默下来。
  翟副书记说:“蓟原是矿区,情况复杂着呢,但万清同志在蓟原干了这么多年,愣是没出啥事,明桥啊,你应该多学学人家万清同志。我知道,你肯定心里不舒坦,因为郝国光的事情——是我把你拦下来的嘛。”
  李明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翟副书记摆摆手,继续说:“知道石副省长为什么非要来蓟原一趟吗?”
  李明桥摇摇头,他还真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为了迎接石副省长一行,蓟原县委、县政府可是花了大工夫的。石副省长一行在市上的行程刚一结束,市委办公厅通知蓟原这边做准备的时候,适逢矿山上出事情,县委门口摆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死者家属正闹着事呢。杜万清急了,李明桥也急了。但死者家属任凭他们如何做工作,都死活不松口。后来,还是李明桥责成煤炭局长郝国光出面,让自己的小舅子刁富贵掏了60万元的命价款,另外又付给对方120万元,用于赔付3号煤井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同时,逮捕了三好煤井的矿长,进入司法程序……这才算让死者家属一时安然下来,否则,石副省长一来,参观个头,肯定得让闹事的人给整个灰头土脸。
  “我不妨实话告诉你,”翟副书记说,“上次,你在常委会上准备撤郝国光的职,我和何培基同志同时接到省上打来的电话,是省委组织部长潘国剑同志亲自打来的。”
  李明桥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他在市委办公厅干了那么多年,然后又来蓟原县当了近半年的代县长,大大小小的官员见得多了去了,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听得多了去了,但还没有听说哪个县份科部局长的任免,足以劳驾省委组织部长亲自打电话的。
  翟副书记没有绕弯子,直接告诉他:“潘国剑同志的儿媳妇,是你们县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女儿——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为什么来蓟原当书记县长的,只要是打算给煤炭局长郝国光动脑筋的,滚蛋的不是郝国光,而是他们自己。”
  “儿媳?”
  李明桥原本就圆睁的眼睛,似乎又瞪大了一圈。他以为,这样富有悬念的故事情节,一般只会出现在拙劣的影视剧里面,没想到现实生活中也有,而且就发生在他李明桥的身边——怪不得书记杜万清一再阻止自己动郝国光他们,怪不得自己在县委常委会上,甫一提出撤换煤炭局长的建议,几乎遭到了所有常委们的反对,怪不得,耿直、清廉如翟副书记者,也会弯了腰替郝国光说情……原因就是郝国光和甯江省委的组织部长潘国剑是儿女亲家!
  有人偏激,说组织部就是专门批发官帽子的地方。这话有些扎耳,却道出了相当一部分事实,组织部门有些人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搞不正之风。
  李明桥很吃惊。他曾经揣度过煤炭局长郝国光身后的“大手”,但绝没有想到这只“大手”竟然是甯江省委的组织部长。在省委常委的排序里面,组织部长潘国剑有可能不会太靠前,因为他的前面还有省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甚至省纪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的排名,100%都在他之前。但若论权力的大小,组织部长潘国剑手中的权力,怕只怕仅次于省委书记和省长,因为他管的,就是市厅级领导干部的官帽子,各地市州的书记市(州)长、副书记副市(州)长啦,省属各厅局的厅(局)长、副厅(局)长啦,这些人的提拔任免,都得从他的手里面过不是?想想都气馁,李明桥头上这顶七品乌纱帽,在人家潘国剑眼中,屁都不是。
  翟副书记接着告诉他:“石副省长跟潘国剑同志是中央党校的同学,私下里的来往比较密切……石副省长原本只准备到衢阳出席全市国营企业改制方面的一个会议,专门带队来蓟原是后来的临时动议。”
  事情已经很明了:石副省长此行,是替省委组织部长潘国剑来的,明面上的任务是视察蓟原这个煤炭大县的各个企业和生产状况;暗地里的目的,却是给市、县的头头脑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轻易不要动郝国光,他的背景不一般。难怪石副省长一到蓟原,就对煤炭局长郝国光表现得异常亲密。
  翟副书记往沙发背上靠了靠,继续说:“如果没有这一层原因,何培基同志也不会在百忙之中扔下手头的工作,专门陪石副省长下来一趟。”
  李明桥不会掩饰自己,也没打算在翟副书记面前掩饰,内心的气馁和灰心立马显现在了脸上。
  翟副书记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明桥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做区县的政府主官,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对上、对下、对左右的同志,尤其在人事问题上,就更得特别小心。我的意思啊,不是要你产生什么顾虑,而是你必须得把一件事情的方方面面,都考虑透彻,都考虑成熟,得讲究策略。”
  翟副书记右手握成拳,轻而有力地在沙发扶手上一擂:“策略是什么?策略就是自己分内的工作,该干还得干,更得干好干漂亮了,但同时,又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轻易让自己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明桥啊,要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别看只是个县长,你掐指头数数,举国上下,能有多少个县长?全国十几亿人口,又有多少人能干到县长这个份上?我们得保护好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尽可能多地为国家、为老百姓多干实事!”
  翟副书记说得很动情。李明桥默默地听着,他承认,自己当初错怪了翟副书记,这个慈父般的、以“铁腕老三”在衢阳市颇有政声的市委副书记,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远比自己这个七品芝麻官所承受的压力大得多;他自身所具有的政治智慧,也远比他这个毛头小伙子丰富得多。
  李明桥轻声说:“翟书记,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牢记您的教诲!”
  “你父亲跟我是一同光屁股长大的,他当年,就跟你一样,直筒子脾气。虽然他只是个副县长,但敢说敢干,全县上上下下的干部和百姓都服他。他在的那个县缺水,是全国挂了号的干旱县。可他不畏难,一心要搞一个引水工程,解决全县的用水问题。因为预算很大,书记和县长都不答应。你父亲就跑到市上和省上去争取……后来,有领导出面说话,有意把原县长调离,让你父亲出任县长,把引水工程先干起来。本来都定了,但就在这个关口,你父亲指示纪委部门严肃查处了一位乡长,这位乡长没有啥,但他的舅舅当过市人大副主任,为这件事,你父亲的任命就搁下了,时间不久就出了意外。你父亲英年早逝……那个县,一直到前些年才搞了个引水工程,比你父亲操心这项工程整整迟了20年……”
  李明桥强忍住涌到眼眶的泪水!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学生娃娃,尚不更事。翟副书记现在提起他来,面现悲戚之色,李明桥心里也是一阵阵泛酸……李明桥知道,翟副书记专门提起父亲,一方面是想借自己父亲的经历,告诫自己要有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想让自己明白一个道理:翟副书记很在乎自己头上的那顶官帽子,也很想出任衢阳市的市长,因为他还想干更多的事情!
  2
  县政府成立的煤矿整顿(监管)检查小组,先后从煤炭、国土、公安、电力等各个部门抽调了将近100来人,全部集中到牛头岭的矿山上,个挨个地查,任何一家煤井都不放过,只要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煤井,先停业、后整顿;而那些无证照非法乱采的小煤矿,得先将煤井填上,然后合计着开罚单,看交多少钱了事。
  公安这块,代县长李明桥点名让副局长沈小初上,沈小初和韩大伟带着十几名干警,在牛头岭驻扎了月余天气,专门配合检查组的工作。应该说,这次整顿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先后关闭了非法煤井37个;经检查存在安全隐患,吊销证照、勒令停业整顿的矿井17处。按沈小初的意思,还要把各家煤矿雇用的工人摸个底,明确一下工人们的身份,这样便于管理,但限于人力物力,最后不了了之。矿山上一下整肃了许多。也是多亏了上次的械斗事件,一位老板死了,一位老板在逃,抓了一名矿长、两名副矿长和四名小喽,而刁富贵的华光煤业公司,更是没讨到任何便宜,硬生生掏了将近300万元,才算把事情“摆平”……
  有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大部分煤井的老板在检查组来了以后,表现得比较乖巧,敢于耍横的没有几个。但是,沈小初心里明白,这样的整顿,不过是暂时性的,治标不治本,如果不建立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等风头过去了,一些有背景的非法煤井,铁定会卷土重来,照开不误,毕竟,巨大的利润在那儿放着,说谁个不眼馋,肯定是假话。
  这段时间,公安局大门旁边的“半山人”包子店,生意却是出奇得好,也不知是黑蛋做的包子打响了名气,还是受了副局长沈小初的影响,反正,公安局的大部分干警,早点都是去黑蛋的包子店对付,局长黎长钧也时不时踱进去,叫一盘酸菜包子吃吃。沈小初自己反倒去得少了些,一则是因为工作太忙;二呢,这酸菜包子吃得久了,胃里老泛酸味,时间长了,整个人变得酸菜似的。
  一天,韩大伟跑来告诉沈小初,说他带人在半山村排查的时候,了解到一个情况,是关于黑蛋父亲的。
  黑蛋姓刘,他的父亲叫刘大彪。黑蛋家里原先条件一般,后来满山遍野都是挖煤的人,有一个老板看上了一处地方,刚好是黑蛋家的承包地,就给了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一笔钱,把地租过来开矿。刘大彪手里有了一笔钱,日子倒也过得滋润。黑蛋家的邻居,就是半山村的村支书,在山上开得有煤窑,家里挺富裕。支书家新修房子,刚好占了黑蛋家巴掌大一个地角。刘大彪不愿意,跟对方起了争执。支书的儿子历来在村里比较霸道,见刘大彪竟然敢跟自己的父亲较劲,上去就是一顿拳脚,刘大彪名字虽然威风,但人老实,被打了个鼻青脸肿。这还不算,支书的儿子非要刘大彪给自己的父亲跪下来磕头赔罪。刘大彪哪儿丢得起这个人,爬起来就跑。支书的儿子不依,扛着一把铁锨在后面追。刘大彪逼急了,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顺手朝支书的儿子扔了去……
  沈小初哦了一声,问:“后来呢?”
  韩大伟说:“也是巧了,砖头刚好砸到对方的太阳穴上,支书那个儿子当场就死了。刘大彪被抓了起来,第一次判了12年,死者家属不愿意,打了个二审,判了死缓……”
  “死缓?”沈小初疑惑地问。
  韩大伟回答说:“是的,死缓。村里人说,刘大彪被判刑以后,家里的钱也全部赔给了支书家……家道就败落了,黑蛋老大不小了,也娶不上媳妇,没人愿意嫁给死刑犯的儿子。”
  死缓?量刑也未免忒重了些。凭直觉,沈小初觉得背后肯定有问题。这几年,仗势欺人、恃强凌弱引发的案件多了去了。就说前年吧,有一户人家,儿子在部队上当了大官,平常就跋扈些,看邻居不顺眼,每天都把洗锅的馊水端过去泼人家大门口,弄得邻居家大门口又酸又臭,还净是烂泥。邻居家的男人老实,不敢吱声,妻子就骂他窝囊。骂急了,这男人抄起一把斧子,冲进这户人家,连老带少七口人,全劈翻在了地上,没留一个活口……老祖先说得多好:“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很多人就是不晓得“忍”、不懂得“退”,尤其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但不“忍”不“退”,还一个劲往前“冲”。他们难道就不知道,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哪一年的案子?”沈小初问。
  “案子是九年前的。奇怪的是,刘大彪在看守所里关了不到一年时间,判决书刚下来就得病死了,说是心肌梗塞……村里有人告诉我们,说刘大彪死了以后,黑蛋家里突然富了,变得很有钱。”
  沈小初很惊讶,问道:“死了?你是说,刘大彪死在了监狱里?”
  “是的。”
  “九年前的案子?也就是说,黑蛋的父亲是八年前死的?”
  “是,那时候您不在蓟原,在北京学习呢。”韩大伟说。
  沈小初记起来了:八年前,沈小初第一次获得全国优秀警察的荣誉称号,被选去参加公安部一个为期一年的培训班,说是培训结束以后,给他个县局局长干干,但沈小初培训回来以后,八年过去了,还是副局长。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20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几十年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100%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赔着笑容:“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账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那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东福苦着脸,诺诺地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跟他没关系,坏事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清了清嗓子,说:“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
  3
  郝国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每说一句话,都疼得“、”地吸气。刁月华也是,牙龈发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妆还化,擦很厚的粉,却没了往日的细心。
  啥人说的:冲动是魔鬼——冲动确实是魔鬼,这不,刁富贵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矿长,把3号煤井开采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上,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还打死了一个老板……便宜没占到多少,亏却吃大了。这就像偷嘴的猫,腥没偷到,反惹了一身骚。偷嘴的猫,惹的“骚”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贵惹的“骚”,却是惹到了郝国光夫妇的身上。刁富贵闯的祸,大也罢,小也罢,都得郝国光来擦屁股,因为华光煤业公司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俩。唯独这次,擦屁股的代价忒大了些。给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赔付命价,以及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次性付给高姓老板的妻子280万元;给黎长钧的一个私密账户上打了100万元,用于公检法口的上下打点;3号煤井的矿长、两名副矿长、还有四名打手,先后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拘捕了,这些人是替刁富贵去坐牢的,矿长家里,给了100万;两名副矿长家里,各给了50万元;四名小喽家里,各给了20万元,安抚这七个人的家属,又花去了280万元。
  算下来,这次“擦屁股”的代价,总共花去了郝国光夫妇的660万元,数字很吉祥,却让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疼得揪心,这就是刁富贵“冲动”的代价。
  黄小娜劝他,说虽然损失了几百万,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说了,前段时间签的十来份订单,完全可以把这次的损失补回来。
  郝国光用手护着腮帮子,“”地吸着气说:“那不一样,是两码事,那是咱该赚的钱!”
  刁富贵之所以冲动,受贪小便宜的心理驱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势欺人!
  刁富贵仗谁的势?还不是郝国光的,仗着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长,以为只要是想在牛头岭混饭吃的,都得让他刁富贵三分不是!只不过,欺过了头,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奋起反抗,这才惹出祸事罢了。
  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知道刁富贵的一些想法很危险。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亲属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显赫位置上,就越是谨慎小心,越是夹紧尾巴做人,怕被人盯着,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贵却不这么想。他跟这些人截然相反,仗着姐夫郝国光大权在握,在蓟原城里横着来竖着去,张扬跋扈不说,还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赌,啥事都干。
  这次损失惨重,突然给郝国光提了个醒。原先,碍着老婆刁月华的面子,一味地纵容刁富贵的胡作非为,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刁富贵这样的人,你就得给他安上辔头、绑上缰绳,否则,不定哪天又尥蹶子,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他考虑,要不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头衔给拿下来。他跟刁月华提了提,刁月华没敢吭声,她知道郝国光这次真生了气。
  事实上,刁月华自己也非常生气,白白扔了几百万,就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去掉,刁月华又一百个不情愿。事情明摆着,刁富贵占着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的位子,这个公司就永远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的;刁富贵不当这个总经理了,公司算谁的?这可就很难说了,黄小娜可是上辈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会勾男人,在生意场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贵怎么着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有他在那儿撑着,自己就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刁富贵被赶走了,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弄不好,连郝国光的妻子都没得当——不就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吗?他郝国光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见。
  郝国光再提换刁富贵的事情,刁月华就拉了脸,虽不反驳,却一把抓过电话,给在省城的女儿打电话,母女俩絮絮叨叨半天,说着说着,刁月华就抹了眼泪。这是刁月华最后的杀手锏。郝国光一看刁月华那架势,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只得作罢。
  但那损失了的660万元,却一直是郝国光的一块心病,他一直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再补回来。国土局长张得贵从黄小娜手里拿走了一套房子,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在省城置办的。时间不久,张得贵很偶然地对郝国光提到,说西平市有一块地皮,地段还不错,西平市政府准备挂牌出让——西平市就是邻省的那个县级市。
  前段时间忙,一直没顾上,这段日子,用660万元替刁富贵擦了屁股,郝国光就又记起这块地来。他催促黄小娜赶紧去找找张得贵,以她的名义先把西平市那块地拿下来,即便将来不开发,转手卖掉也肯定会大赚一笔——对国土局长张得贵,郝国光向来比较放心。张得贵虽然好喝酒,而且非15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却挺仗义,他一般不会向别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相应的回报。郝国光没有让黄小娜当正宫娘娘的打算,但他现在必须对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提防着点,所以,让黄小娜背地里出面拿地,最是合适不过了。刁富贵显然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矿山械斗事件刚一摆平,就又满城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郝国光对刁富贵一肚子气,心里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后面撑着,刁富贵拿什么来竞拍?他有那么多钱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过,刁富贵的大肆宣扬,反倒提起了郝国光对蓟原酒业的兴趣。他记得石副省长在视察蓟原酒业公司的时候,也对这家县属国营企业很是重视,认为牛头岭所有的煤矿企业加起来,都比不上蓟原酒业重要。石副省长的原话是:“过100年,过200年,甚至过300年,牛头岭还有煤矿吗?肯定没了。但蓟原酒业不会没,只会越来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钱,茅台和五粮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长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别看大部分煤矿企业每年的利税,都比蓟原酒业高得多,但在可持续发展和扩张性上,却没有一家煤矿企业能够比得上蓟原酒业。比较大的煤企,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能够达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蓟原酒业近十年来,每年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稳步递增,去年更是分别高达43%和49%——刘东福虽然气量窄,抠门点,做酒厂倒是一把好手。
  郝国光寻思,把蓟原酒业买过来,倒也不失为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情。但他不准备让刁富贵出面,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惹祸,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来。郝国光还是倾向于让黄小娜出面。经历过这几拨事情,郝国光有些离不开黄小娜了:这个女人,年龄不大,却能时时处处替人着想,也够精明。但是,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是最大的障碍。首先是刁月华,她绝对不会同意黄小娜出面收购蓟原酒业,因为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名义上黄小娜是总经理,实质上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公司赚来的钱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刁月华不同意,黄小娜也没办法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其次,刁富贵肯定也不会答应。刁富贵处心积虑,谋划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一举拿下蓟原酒业。刁富贵给他姐说得好听,蓟原酒业由他们姐弟俩买下来,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刁富贵果真是这么想的吗?只怕未必。他心里面盘算的小九九,别人不清楚,郝国光还能看不出来?刁富贵无非是想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把蓟原酒业买下来以后,作为自个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借机摆脱郝国光夫妻俩的控制而已。
  刁富贵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郝国光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小舅子称心如意。必须让黄小娜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否则,郝国光一百个不放心。当然,让黄小娜出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刁富贵走人。让刁富贵卷铺盖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却唯独没有一种既能让刁富贵走人,又能哄刁月华高兴,让她不怪怨自己的两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枪支、开枪伤人致令对方身死、找人顶罪等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刁富贵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但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贵进了监狱,就等于把一把刀横到了他们夫妻俩的颈项上,这样的蠢事情坚决不能干。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贵赶出蓟原地面,又能让他们夫妇俩身处安全地带,不然,折腾到最后,弄个鱼死网破,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书记杜万清自打回到蓟原以后,就老感到胸闷,肝部隐隐有些疼。原以为是陪石副省长一行劳累所致,疼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不但痛感不见消失,而且明显地感觉到疼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给省人民医院的同学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说:“老同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杜万清的心脏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问:“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
  老同学说:“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刚出来,你肝部那块不太明显的阴影,是一个肿瘤,恶性的,而且已经扩散了……”
  这几句话传进杜万清的耳朵里,就像一阵惊雷从他的脑门上滚过,他的大脑“轰”的一声,就懵了。杜万清再不懂医学,但基本的一些常识还是有的。所谓“肿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扩散”的意思,无非是说已经到了中晚期。杜万清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58岁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联系在了一起。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着自己剩下的岁月,将用分和秒来计算,扳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意味着自己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给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处暗影……
  老同学还说了些什么,杜万清没有听清楚。他慌乱地合上电话,一屁股瘫坐在身后的大转椅上。杜万清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不管是在蓟原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天大的事情搁他手里,他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身体内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体密切相关,还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两条腿发软,心脏“嘭、嘭、嘭”地跳动着,一声紧似一声,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这两个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58岁并不是一个太老的年龄,却因了“肝癌”这两个字眼的突然闪现,这个年龄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点站。死亡的威胁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让杜万清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面前这一小忽儿。
  一种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万清的身心,他有种被捆绑的感觉。他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却抬不起腿,两只脚好像被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了地面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虽然近在眼前,却总是差着一指头的距离,够不着……
  没有谁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他杜万清也一样。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这些字眼交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演一场蒙太奇的电影。完了,彻底完了!责任、权力、金钱、欲望、信仰、亲情等等,这些现在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死亡的阴影面前,一切都变成了浮云,一切都是浮云!现在这个时候,权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许多人虎视眈眈的县委书记这顶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杜万清情愿从头再活过一次,他宁愿不要头上这顶官帽子,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体康健、平平安安……但是,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癌细胞已经像无孔不入的细菌,蔓延开去。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20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几十年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100%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赔着笑容:“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账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那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东福苦着脸,诺诺地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跟他没关系,坏事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清了清嗓子,说:“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
  3
  郝国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每说一句话,都疼得“、”地吸气。刁月华也是,牙龈发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妆还化,擦很厚的粉,却没了往日的细心。
  啥人说的:冲动是魔鬼——冲动确实是魔鬼,这不,刁富贵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矿长,把3号煤井开采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上,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还打死了一个老板……便宜没占到多少,亏却吃大了。这就像偷嘴的猫,腥没偷到,反惹了一身骚。偷嘴的猫,惹的“骚”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贵惹的“骚”,却是惹到了郝国光夫妇的身上。刁富贵闯的祸,大也罢,小也罢,都得郝国光来擦屁股,因为华光煤业公司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俩。唯独这次,擦屁股的代价忒大了些。给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赔付命价,以及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次性付给高姓老板的妻子280万元;给黎长钧的一个私密账户上打了100万元,用于公检法口的上下打点;3号煤井的矿长、两名副矿长、还有四名打手,先后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拘捕了,这些人是替刁富贵去坐牢的,矿长家里,给了100万;两名副矿长家里,各给了50万元;四名小喽家里,各给了20万元,安抚这七个人的家属,又花去了280万元。
  算下来,这次“擦屁股”的代价,总共花去了郝国光夫妇的660万元,数字很吉祥,却让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疼得揪心,这就是刁富贵“冲动”的代价。
  黄小娜劝他,说虽然损失了几百万,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说了,前段时间签的十来份订单,完全可以把这次的损失补回来。
  郝国光用手护着腮帮子,“”地吸着气说:“那不一样,是两码事,那是咱该赚的钱!”
  刁富贵之所以冲动,受贪小便宜的心理驱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势欺人!
  刁富贵仗谁的势?还不是郝国光的,仗着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长,以为只要是想在牛头岭混饭吃的,都得让他刁富贵三分不是!只不过,欺过了头,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奋起反抗,这才惹出祸事罢了。
  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知道刁富贵的一些想法很危险。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亲属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显赫位置上,就越是谨慎小心,越是夹紧尾巴做人,怕被人盯着,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贵却不这么想。他跟这些人截然相反,仗着姐夫郝国光大权在握,在蓟原城里横着来竖着去,张扬跋扈不说,还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赌,啥事都干。
  这次损失惨重,突然给郝国光提了个醒。原先,碍着老婆刁月华的面子,一味地纵容刁富贵的胡作非为,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刁富贵这样的人,你就得给他安上辔头、绑上缰绳,否则,不定哪天又尥蹶子,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他考虑,要不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头衔给拿下来。他跟刁月华提了提,刁月华没敢吭声,她知道郝国光这次真生了气。
  事实上,刁月华自己也非常生气,白白扔了几百万,就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去掉,刁月华又一百个不情愿。事情明摆着,刁富贵占着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的位子,这个公司就永远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的;刁富贵不当这个总经理了,公司算谁的?这可就很难说了,黄小娜可是上辈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会勾男人,在生意场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贵怎么着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有他在那儿撑着,自己就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刁富贵被赶走了,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弄不好,连郝国光的妻子都没得当——不就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吗?他郝国光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见。
  郝国光再提换刁富贵的事情,刁月华就拉了脸,虽不反驳,却一把抓过电话,给在省城的女儿打电话,母女俩絮絮叨叨半天,说着说着,刁月华就抹了眼泪。这是刁月华最后的杀手锏。郝国光一看刁月华那架势,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只得作罢。
  但那损失了的660万元,却一直是郝国光的一块心病,他一直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再补回来。国土局长张得贵从黄小娜手里拿走了一套房子,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在省城置办的。时间不久,张得贵很偶然地对郝国光提到,说西平市有一块地皮,地段还不错,西平市政府准备挂牌出让——西平市就是邻省的那个县级市。
  前段时间忙,一直没顾上,这段日子,用660万元替刁富贵擦了屁股,郝国光就又记起这块地来。他催促黄小娜赶紧去找找张得贵,以她的名义先把西平市那块地拿下来,即便将来不开发,转手卖掉也肯定会大赚一笔——对国土局长张得贵,郝国光向来比较放心。张得贵虽然好喝酒,而且非15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却挺仗义,他一般不会向别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相应的回报。郝国光没有让黄小娜当正宫娘娘的打算,但他现在必须对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提防着点,所以,让黄小娜背地里出面拿地,最是合适不过了。刁富贵显然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矿山械斗事件刚一摆平,就又满城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郝国光对刁富贵一肚子气,心里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后面撑着,刁富贵拿什么来竞拍?他有那么多钱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过,刁富贵的大肆宣扬,反倒提起了郝国光对蓟原酒业的兴趣。他记得石副省长在视察蓟原酒业公司的时候,也对这家县属国营企业很是重视,认为牛头岭所有的煤矿企业加起来,都比不上蓟原酒业重要。石副省长的原话是:“过100年,过200年,甚至过300年,牛头岭还有煤矿吗?肯定没了。但蓟原酒业不会没,只会越来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钱,茅台和五粮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长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别看大部分煤矿企业每年的利税,都比蓟原酒业高得多,但在可持续发展和扩张性上,却没有一家煤矿企业能够比得上蓟原酒业。比较大的煤企,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能够达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蓟原酒业近十年来,每年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稳步递增,去年更是分别高达43%和49%——刘东福虽然气量窄,抠门点,做酒厂倒是一把好手。
  郝国光寻思,把蓟原酒业买过来,倒也不失为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情。但他不准备让刁富贵出面,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惹祸,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来。郝国光还是倾向于让黄小娜出面。经历过这几拨事情,郝国光有些离不开黄小娜了:这个女人,年龄不大,却能时时处处替人着想,也够精明。但是,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是最大的障碍。首先是刁月华,她绝对不会同意黄小娜出面收购蓟原酒业,因为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名义上黄小娜是总经理,实质上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公司赚来的钱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刁月华不同意,黄小娜也没办法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其次,刁富贵肯定也不会答应。刁富贵处心积虑,谋划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一举拿下蓟原酒业。刁富贵给他姐说得好听,蓟原酒业由他们姐弟俩买下来,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刁富贵果真是这么想的吗?只怕未必。他心里面盘算的小九九,别人不清楚,郝国光还能看不出来?刁富贵无非是想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把蓟原酒业买下来以后,作为自个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借机摆脱郝国光夫妻俩的控制而已。
  刁富贵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郝国光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小舅子称心如意。必须让黄小娜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否则,郝国光一百个不放心。当然,让黄小娜出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刁富贵走人。让刁富贵卷铺盖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却唯独没有一种既能让刁富贵走人,又能哄刁月华高兴,让她不怪怨自己的两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枪支、开枪伤人致令对方身死、找人顶罪等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刁富贵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但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贵进了监狱,就等于把一把刀横到了他们夫妻俩的颈项上,这样的蠢事情坚决不能干。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贵赶出蓟原地面,又能让他们夫妇俩身处安全地带,不然,折腾到最后,弄个鱼死网破,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书记杜万清自打回到蓟原以后,就老感到胸闷,肝部隐隐有些疼。原以为是陪石副省长一行劳累所致,疼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不但痛感不见消失,而且明显地感觉到疼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给省人民医院的同学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说:“老同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杜万清的心脏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问:“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
  老同学说:“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刚出来,你肝部那块不太明显的阴影,是一个肿瘤,恶性的,而且已经扩散了……”
  这几句话传进杜万清的耳朵里,就像一阵惊雷从他的脑门上滚过,他的大脑“轰”的一声,就懵了。杜万清再不懂医学,但基本的一些常识还是有的。所谓“肿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扩散”的意思,无非是说已经到了中晚期。杜万清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58岁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联系在了一起。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着自己剩下的岁月,将用分和秒来计算,扳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意味着自己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给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处暗影……
  老同学还说了些什么,杜万清没有听清楚。他慌乱地合上电话,一屁股瘫坐在身后的大转椅上。杜万清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不管是在蓟原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天大的事情搁他手里,他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身体内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体密切相关,还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两条腿发软,心脏“嘭、嘭、嘭”地跳动着,一声紧似一声,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这两个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58岁并不是一个太老的年龄,却因了“肝癌”这两个字眼的突然闪现,这个年龄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点站。死亡的威胁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让杜万清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面前这一小忽儿。
  一种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万清的身心,他有种被捆绑的感觉。他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却抬不起腿,两只脚好像被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了地面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虽然近在眼前,却总是差着一指头的距离,够不着……
  没有谁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他杜万清也一样。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这些字眼交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演一场蒙太奇的电影。完了,彻底完了!责任、权力、金钱、欲望、信仰、亲情等等,这些现在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死亡的阴影面前,一切都变成了浮云,一切都是浮云!现在这个时候,权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许多人虎视眈眈的县委书记这顶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杜万清情愿从头再活过一次,他宁愿不要头上这顶官帽子,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体康健、平平安安……但是,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癌细胞已经像无孔不入的细菌,蔓延开去。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20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几十年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100%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赔着笑容:“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账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那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东福苦着脸,诺诺地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跟他没关系,坏事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清了清嗓子,说:“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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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国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每说一句话,都疼得“、”地吸气。刁月华也是,牙龈发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妆还化,擦很厚的粉,却没了往日的细心。
  啥人说的:冲动是魔鬼——冲动确实是魔鬼,这不,刁富贵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矿长,把3号煤井开采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上,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还打死了一个老板……便宜没占到多少,亏却吃大了。这就像偷嘴的猫,腥没偷到,反惹了一身骚。偷嘴的猫,惹的“骚”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贵惹的“骚”,却是惹到了郝国光夫妇的身上。刁富贵闯的祸,大也罢,小也罢,都得郝国光来擦屁股,因为华光煤业公司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俩。唯独这次,擦屁股的代价忒大了些。给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赔付命价,以及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次性付给高姓老板的妻子280万元;给黎长钧的一个私密账户上打了100万元,用于公检法口的上下打点;3号煤井的矿长、两名副矿长、还有四名打手,先后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拘捕了,这些人是替刁富贵去坐牢的,矿长家里,给了100万;两名副矿长家里,各给了50万元;四名小喽家里,各给了20万元,安抚这七个人的家属,又花去了280万元。
  算下来,这次“擦屁股”的代价,总共花去了郝国光夫妇的660万元,数字很吉祥,却让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疼得揪心,这就是刁富贵“冲动”的代价。
  黄小娜劝他,说虽然损失了几百万,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说了,前段时间签的十来份订单,完全可以把这次的损失补回来。
  郝国光用手护着腮帮子,“”地吸着气说:“那不一样,是两码事,那是咱该赚的钱!”
  刁富贵之所以冲动,受贪小便宜的心理驱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势欺人!
  刁富贵仗谁的势?还不是郝国光的,仗着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长,以为只要是想在牛头岭混饭吃的,都得让他刁富贵三分不是!只不过,欺过了头,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奋起反抗,这才惹出祸事罢了。
  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知道刁富贵的一些想法很危险。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亲属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显赫位置上,就越是谨慎小心,越是夹紧尾巴做人,怕被人盯着,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贵却不这么想。他跟这些人截然相反,仗着姐夫郝国光大权在握,在蓟原城里横着来竖着去,张扬跋扈不说,还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赌,啥事都干。
  这次损失惨重,突然给郝国光提了个醒。原先,碍着老婆刁月华的面子,一味地纵容刁富贵的胡作非为,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刁富贵这样的人,你就得给他安上辔头、绑上缰绳,否则,不定哪天又尥蹶子,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他考虑,要不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头衔给拿下来。他跟刁月华提了提,刁月华没敢吭声,她知道郝国光这次真生了气。
  事实上,刁月华自己也非常生气,白白扔了几百万,就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去掉,刁月华又一百个不情愿。事情明摆着,刁富贵占着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的位子,这个公司就永远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的;刁富贵不当这个总经理了,公司算谁的?这可就很难说了,黄小娜可是上辈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会勾男人,在生意场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贵怎么着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有他在那儿撑着,自己就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刁富贵被赶走了,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弄不好,连郝国光的妻子都没得当——不就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吗?他郝国光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见。
  郝国光再提换刁富贵的事情,刁月华就拉了脸,虽不反驳,却一把抓过电话,给在省城的女儿打电话,母女俩絮絮叨叨半天,说着说着,刁月华就抹了眼泪。这是刁月华最后的杀手锏。郝国光一看刁月华那架势,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只得作罢。
  但那损失了的660万元,却一直是郝国光的一块心病,他一直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再补回来。国土局长张得贵从黄小娜手里拿走了一套房子,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在省城置办的。时间不久,张得贵很偶然地对郝国光提到,说西平市有一块地皮,地段还不错,西平市政府准备挂牌出让——西平市就是邻省的那个县级市。
  前段时间忙,一直没顾上,这段日子,用660万元替刁富贵擦了屁股,郝国光就又记起这块地来。他催促黄小娜赶紧去找找张得贵,以她的名义先把西平市那块地拿下来,即便将来不开发,转手卖掉也肯定会大赚一笔——对国土局长张得贵,郝国光向来比较放心。张得贵虽然好喝酒,而且非15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却挺仗义,他一般不会向别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相应的回报。郝国光没有让黄小娜当正宫娘娘的打算,但他现在必须对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提防着点,所以,让黄小娜背地里出面拿地,最是合适不过了。刁富贵显然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矿山械斗事件刚一摆平,就又满城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郝国光对刁富贵一肚子气,心里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后面撑着,刁富贵拿什么来竞拍?他有那么多钱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过,刁富贵的大肆宣扬,反倒提起了郝国光对蓟原酒业的兴趣。他记得石副省长在视察蓟原酒业公司的时候,也对这家县属国营企业很是重视,认为牛头岭所有的煤矿企业加起来,都比不上蓟原酒业重要。石副省长的原话是:“过100年,过200年,甚至过300年,牛头岭还有煤矿吗?肯定没了。但蓟原酒业不会没,只会越来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钱,茅台和五粮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长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别看大部分煤矿企业每年的利税,都比蓟原酒业高得多,但在可持续发展和扩张性上,却没有一家煤矿企业能够比得上蓟原酒业。比较大的煤企,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能够达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蓟原酒业近十年来,每年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稳步递增,去年更是分别高达43%和49%——刘东福虽然气量窄,抠门点,做酒厂倒是一把好手。
  郝国光寻思,把蓟原酒业买过来,倒也不失为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情。但他不准备让刁富贵出面,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惹祸,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来。郝国光还是倾向于让黄小娜出面。经历过这几拨事情,郝国光有些离不开黄小娜了:这个女人,年龄不大,却能时时处处替人着想,也够精明。但是,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是最大的障碍。首先是刁月华,她绝对不会同意黄小娜出面收购蓟原酒业,因为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名义上黄小娜是总经理,实质上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公司赚来的钱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刁月华不同意,黄小娜也没办法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其次,刁富贵肯定也不会答应。刁富贵处心积虑,谋划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一举拿下蓟原酒业。刁富贵给他姐说得好听,蓟原酒业由他们姐弟俩买下来,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刁富贵果真是这么想的吗?只怕未必。他心里面盘算的小九九,别人不清楚,郝国光还能看不出来?刁富贵无非是想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把蓟原酒业买下来以后,作为自个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借机摆脱郝国光夫妻俩的控制而已。
  刁富贵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郝国光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小舅子称心如意。必须让黄小娜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否则,郝国光一百个不放心。当然,让黄小娜出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刁富贵走人。让刁富贵卷铺盖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却唯独没有一种既能让刁富贵走人,又能哄刁月华高兴,让她不怪怨自己的两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枪支、开枪伤人致令对方身死、找人顶罪等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刁富贵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但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贵进了监狱,就等于把一把刀横到了他们夫妻俩的颈项上,这样的蠢事情坚决不能干。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贵赶出蓟原地面,又能让他们夫妇俩身处安全地带,不然,折腾到最后,弄个鱼死网破,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书记杜万清自打回到蓟原以后,就老感到胸闷,肝部隐隐有些疼。原以为是陪石副省长一行劳累所致,疼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不但痛感不见消失,而且明显地感觉到疼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给省人民医院的同学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说:“老同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杜万清的心脏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问:“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
  老同学说:“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刚出来,你肝部那块不太明显的阴影,是一个肿瘤,恶性的,而且已经扩散了……”
  这几句话传进杜万清的耳朵里,就像一阵惊雷从他的脑门上滚过,他的大脑“轰”的一声,就懵了。杜万清再不懂医学,但基本的一些常识还是有的。所谓“肿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扩散”的意思,无非是说已经到了中晚期。杜万清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58岁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联系在了一起。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着自己剩下的岁月,将用分和秒来计算,扳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意味着自己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给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处暗影……
  老同学还说了些什么,杜万清没有听清楚。他慌乱地合上电话,一屁股瘫坐在身后的大转椅上。杜万清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不管是在蓟原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天大的事情搁他手里,他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身体内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体密切相关,还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两条腿发软,心脏“嘭、嘭、嘭”地跳动着,一声紧似一声,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这两个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58岁并不是一个太老的年龄,却因了“肝癌”这两个字眼的突然闪现,这个年龄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点站。死亡的威胁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让杜万清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面前这一小忽儿。
  一种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万清的身心,他有种被捆绑的感觉。他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却抬不起腿,两只脚好像被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了地面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虽然近在眼前,却总是差着一指头的距离,够不着……
  没有谁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他杜万清也一样。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这些字眼交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演一场蒙太奇的电影。完了,彻底完了!责任、权力、金钱、欲望、信仰、亲情等等,这些现在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死亡的阴影面前,一切都变成了浮云,一切都是浮云!现在这个时候,权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许多人虎视眈眈的县委书记这顶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杜万清情愿从头再活过一次,他宁愿不要头上这顶官帽子,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体康健、平平安安……但是,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癌细胞已经像无孔不入的细菌,蔓延开去。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20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几十年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100%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赔着笑容:“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账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那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东福苦着脸,诺诺地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跟他没关系,坏事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清了清嗓子,说:“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
  3
  郝国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每说一句话,都疼得“、”地吸气。刁月华也是,牙龈发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妆还化,擦很厚的粉,却没了往日的细心。
  啥人说的:冲动是魔鬼——冲动确实是魔鬼,这不,刁富贵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矿长,把3号煤井开采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上,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还打死了一个老板……便宜没占到多少,亏却吃大了。这就像偷嘴的猫,腥没偷到,反惹了一身骚。偷嘴的猫,惹的“骚”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贵惹的“骚”,却是惹到了郝国光夫妇的身上。刁富贵闯的祸,大也罢,小也罢,都得郝国光来擦屁股,因为华光煤业公司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俩。唯独这次,擦屁股的代价忒大了些。给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赔付命价,以及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次性付给高姓老板的妻子280万元;给黎长钧的一个私密账户上打了100万元,用于公检法口的上下打点;3号煤井的矿长、两名副矿长、还有四名打手,先后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拘捕了,这些人是替刁富贵去坐牢的,矿长家里,给了100万;两名副矿长家里,各给了50万元;四名小喽家里,各给了20万元,安抚这七个人的家属,又花去了280万元。
  算下来,这次“擦屁股”的代价,总共花去了郝国光夫妇的660万元,数字很吉祥,却让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疼得揪心,这就是刁富贵“冲动”的代价。
  黄小娜劝他,说虽然损失了几百万,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说了,前段时间签的十来份订单,完全可以把这次的损失补回来。
  郝国光用手护着腮帮子,“”地吸着气说:“那不一样,是两码事,那是咱该赚的钱!”
  刁富贵之所以冲动,受贪小便宜的心理驱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势欺人!
  刁富贵仗谁的势?还不是郝国光的,仗着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长,以为只要是想在牛头岭混饭吃的,都得让他刁富贵三分不是!只不过,欺过了头,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奋起反抗,这才惹出祸事罢了。
  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知道刁富贵的一些想法很危险。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亲属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显赫位置上,就越是谨慎小心,越是夹紧尾巴做人,怕被人盯着,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贵却不这么想。他跟这些人截然相反,仗着姐夫郝国光大权在握,在蓟原城里横着来竖着去,张扬跋扈不说,还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赌,啥事都干。
  这次损失惨重,突然给郝国光提了个醒。原先,碍着老婆刁月华的面子,一味地纵容刁富贵的胡作非为,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刁富贵这样的人,你就得给他安上辔头、绑上缰绳,否则,不定哪天又尥蹶子,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他考虑,要不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头衔给拿下来。他跟刁月华提了提,刁月华没敢吭声,她知道郝国光这次真生了气。
  事实上,刁月华自己也非常生气,白白扔了几百万,就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去掉,刁月华又一百个不情愿。事情明摆着,刁富贵占着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的位子,这个公司就永远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的;刁富贵不当这个总经理了,公司算谁的?这可就很难说了,黄小娜可是上辈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会勾男人,在生意场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贵怎么着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有他在那儿撑着,自己就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刁富贵被赶走了,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弄不好,连郝国光的妻子都没得当——不就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吗?他郝国光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见。
  郝国光再提换刁富贵的事情,刁月华就拉了脸,虽不反驳,却一把抓过电话,给在省城的女儿打电话,母女俩絮絮叨叨半天,说着说着,刁月华就抹了眼泪。这是刁月华最后的杀手锏。郝国光一看刁月华那架势,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只得作罢。
  但那损失了的660万元,却一直是郝国光的一块心病,他一直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再补回来。国土局长张得贵从黄小娜手里拿走了一套房子,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在省城置办的。时间不久,张得贵很偶然地对郝国光提到,说西平市有一块地皮,地段还不错,西平市政府准备挂牌出让——西平市就是邻省的那个县级市。
  前段时间忙,一直没顾上,这段日子,用660万元替刁富贵擦了屁股,郝国光就又记起这块地来。他催促黄小娜赶紧去找找张得贵,以她的名义先把西平市那块地拿下来,即便将来不开发,转手卖掉也肯定会大赚一笔——对国土局长张得贵,郝国光向来比较放心。张得贵虽然好喝酒,而且非15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却挺仗义,他一般不会向别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相应的回报。郝国光没有让黄小娜当正宫娘娘的打算,但他现在必须对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提防着点,所以,让黄小娜背地里出面拿地,最是合适不过了。刁富贵显然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矿山械斗事件刚一摆平,就又满城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郝国光对刁富贵一肚子气,心里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后面撑着,刁富贵拿什么来竞拍?他有那么多钱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过,刁富贵的大肆宣扬,反倒提起了郝国光对蓟原酒业的兴趣。他记得石副省长在视察蓟原酒业公司的时候,也对这家县属国营企业很是重视,认为牛头岭所有的煤矿企业加起来,都比不上蓟原酒业重要。石副省长的原话是:“过100年,过200年,甚至过300年,牛头岭还有煤矿吗?肯定没了。但蓟原酒业不会没,只会越来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钱,茅台和五粮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长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别看大部分煤矿企业每年的利税,都比蓟原酒业高得多,但在可持续发展和扩张性上,却没有一家煤矿企业能够比得上蓟原酒业。比较大的煤企,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能够达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蓟原酒业近十年来,每年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稳步递增,去年更是分别高达43%和49%——刘东福虽然气量窄,抠门点,做酒厂倒是一把好手。
  郝国光寻思,把蓟原酒业买过来,倒也不失为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情。但他不准备让刁富贵出面,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惹祸,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来。郝国光还是倾向于让黄小娜出面。经历过这几拨事情,郝国光有些离不开黄小娜了:这个女人,年龄不大,却能时时处处替人着想,也够精明。但是,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是最大的障碍。首先是刁月华,她绝对不会同意黄小娜出面收购蓟原酒业,因为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名义上黄小娜是总经理,实质上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公司赚来的钱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刁月华不同意,黄小娜也没办法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其次,刁富贵肯定也不会答应。刁富贵处心积虑,谋划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一举拿下蓟原酒业。刁富贵给他姐说得好听,蓟原酒业由他们姐弟俩买下来,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刁富贵果真是这么想的吗?只怕未必。他心里面盘算的小九九,别人不清楚,郝国光还能看不出来?刁富贵无非是想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把蓟原酒业买下来以后,作为自个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借机摆脱郝国光夫妻俩的控制而已。
  刁富贵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郝国光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小舅子称心如意。必须让黄小娜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否则,郝国光一百个不放心。当然,让黄小娜出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刁富贵走人。让刁富贵卷铺盖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却唯独没有一种既能让刁富贵走人,又能哄刁月华高兴,让她不怪怨自己的两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枪支、开枪伤人致令对方身死、找人顶罪等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刁富贵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但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贵进了监狱,就等于把一把刀横到了他们夫妻俩的颈项上,这样的蠢事情坚决不能干。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贵赶出蓟原地面,又能让他们夫妇俩身处安全地带,不然,折腾到最后,弄个鱼死网破,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书记杜万清自打回到蓟原以后,就老感到胸闷,肝部隐隐有些疼。原以为是陪石副省长一行劳累所致,疼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不但痛感不见消失,而且明显地感觉到疼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给省人民医院的同学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说:“老同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杜万清的心脏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问:“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
  老同学说:“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刚出来,你肝部那块不太明显的阴影,是一个肿瘤,恶性的,而且已经扩散了……”
  这几句话传进杜万清的耳朵里,就像一阵惊雷从他的脑门上滚过,他的大脑“轰”的一声,就懵了。杜万清再不懂医学,但基本的一些常识还是有的。所谓“肿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扩散”的意思,无非是说已经到了中晚期。杜万清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58岁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联系在了一起。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着自己剩下的岁月,将用分和秒来计算,扳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意味着自己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给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处暗影……
  老同学还说了些什么,杜万清没有听清楚。他慌乱地合上电话,一屁股瘫坐在身后的大转椅上。杜万清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不管是在蓟原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天大的事情搁他手里,他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身体内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体密切相关,还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两条腿发软,心脏“嘭、嘭、嘭”地跳动着,一声紧似一声,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这两个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58岁并不是一个太老的年龄,却因了“肝癌”这两个字眼的突然闪现,这个年龄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点站。死亡的威胁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让杜万清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面前这一小忽儿。
  一种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万清的身心,他有种被捆绑的感觉。他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却抬不起腿,两只脚好像被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了地面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虽然近在眼前,却总是差着一指头的距离,够不着……
  没有谁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他杜万清也一样。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这些字眼交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演一场蒙太奇的电影。完了,彻底完了!责任、权力、金钱、欲望、信仰、亲情等等,这些现在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死亡的阴影面前,一切都变成了浮云,一切都是浮云!现在这个时候,权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许多人虎视眈眈的县委书记这顶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杜万清情愿从头再活过一次,他宁愿不要头上这顶官帽子,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体康健、平平安安……但是,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癌细胞已经像无孔不入的细菌,蔓延开去。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20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几十年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100%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赔着笑容:“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账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那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东福苦着脸,诺诺地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跟他没关系,坏事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清了清嗓子,说:“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
  3
  郝国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每说一句话,都疼得“、”地吸气。刁月华也是,牙龈发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妆还化,擦很厚的粉,却没了往日的细心。
  啥人说的:冲动是魔鬼——冲动确实是魔鬼,这不,刁富贵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矿长,把3号煤井开采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上,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还打死了一个老板……便宜没占到多少,亏却吃大了。这就像偷嘴的猫,腥没偷到,反惹了一身骚。偷嘴的猫,惹的“骚”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贵惹的“骚”,却是惹到了郝国光夫妇的身上。刁富贵闯的祸,大也罢,小也罢,都得郝国光来擦屁股,因为华光煤业公司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俩。唯独这次,擦屁股的代价忒大了些。给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赔付命价,以及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次性付给高姓老板的妻子280万元;给黎长钧的一个私密账户上打了100万元,用于公检法口的上下打点;3号煤井的矿长、两名副矿长、还有四名打手,先后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拘捕了,这些人是替刁富贵去坐牢的,矿长家里,给了100万;两名副矿长家里,各给了50万元;四名小喽家里,各给了20万元,安抚这七个人的家属,又花去了280万元。
  算下来,这次“擦屁股”的代价,总共花去了郝国光夫妇的660万元,数字很吉祥,却让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疼得揪心,这就是刁富贵“冲动”的代价。
  黄小娜劝他,说虽然损失了几百万,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说了,前段时间签的十来份订单,完全可以把这次的损失补回来。
  郝国光用手护着腮帮子,“”地吸着气说:“那不一样,是两码事,那是咱该赚的钱!”
  刁富贵之所以冲动,受贪小便宜的心理驱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势欺人!
  刁富贵仗谁的势?还不是郝国光的,仗着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长,以为只要是想在牛头岭混饭吃的,都得让他刁富贵三分不是!只不过,欺过了头,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奋起反抗,这才惹出祸事罢了。
  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知道刁富贵的一些想法很危险。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亲属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显赫位置上,就越是谨慎小心,越是夹紧尾巴做人,怕被人盯着,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贵却不这么想。他跟这些人截然相反,仗着姐夫郝国光大权在握,在蓟原城里横着来竖着去,张扬跋扈不说,还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赌,啥事都干。
  这次损失惨重,突然给郝国光提了个醒。原先,碍着老婆刁月华的面子,一味地纵容刁富贵的胡作非为,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刁富贵这样的人,你就得给他安上辔头、绑上缰绳,否则,不定哪天又尥蹶子,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他考虑,要不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头衔给拿下来。他跟刁月华提了提,刁月华没敢吭声,她知道郝国光这次真生了气。
  事实上,刁月华自己也非常生气,白白扔了几百万,就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去掉,刁月华又一百个不情愿。事情明摆着,刁富贵占着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的位子,这个公司就永远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的;刁富贵不当这个总经理了,公司算谁的?这可就很难说了,黄小娜可是上辈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会勾男人,在生意场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贵怎么着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有他在那儿撑着,自己就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刁富贵被赶走了,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弄不好,连郝国光的妻子都没得当——不就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吗?他郝国光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见。
  郝国光再提换刁富贵的事情,刁月华就拉了脸,虽不反驳,却一把抓过电话,给在省城的女儿打电话,母女俩絮絮叨叨半天,说着说着,刁月华就抹了眼泪。这是刁月华最后的杀手锏。郝国光一看刁月华那架势,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只得作罢。
  但那损失了的660万元,却一直是郝国光的一块心病,他一直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再补回来。国土局长张得贵从黄小娜手里拿走了一套房子,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在省城置办的。时间不久,张得贵很偶然地对郝国光提到,说西平市有一块地皮,地段还不错,西平市政府准备挂牌出让——西平市就是邻省的那个县级市。
  前段时间忙,一直没顾上,这段日子,用660万元替刁富贵擦了屁股,郝国光就又记起这块地来。他催促黄小娜赶紧去找找张得贵,以她的名义先把西平市那块地拿下来,即便将来不开发,转手卖掉也肯定会大赚一笔——对国土局长张得贵,郝国光向来比较放心。张得贵虽然好喝酒,而且非15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却挺仗义,他一般不会向别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相应的回报。郝国光没有让黄小娜当正宫娘娘的打算,但他现在必须对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提防着点,所以,让黄小娜背地里出面拿地,最是合适不过了。刁富贵显然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矿山械斗事件刚一摆平,就又满城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郝国光对刁富贵一肚子气,心里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后面撑着,刁富贵拿什么来竞拍?他有那么多钱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过,刁富贵的大肆宣扬,反倒提起了郝国光对蓟原酒业的兴趣。他记得石副省长在视察蓟原酒业公司的时候,也对这家县属国营企业很是重视,认为牛头岭所有的煤矿企业加起来,都比不上蓟原酒业重要。石副省长的原话是:“过100年,过200年,甚至过300年,牛头岭还有煤矿吗?肯定没了。但蓟原酒业不会没,只会越来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钱,茅台和五粮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长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别看大部分煤矿企业每年的利税,都比蓟原酒业高得多,但在可持续发展和扩张性上,却没有一家煤矿企业能够比得上蓟原酒业。比较大的煤企,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能够达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蓟原酒业近十年来,每年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稳步递增,去年更是分别高达43%和49%——刘东福虽然气量窄,抠门点,做酒厂倒是一把好手。
  郝国光寻思,把蓟原酒业买过来,倒也不失为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情。但他不准备让刁富贵出面,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惹祸,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来。郝国光还是倾向于让黄小娜出面。经历过这几拨事情,郝国光有些离不开黄小娜了:这个女人,年龄不大,却能时时处处替人着想,也够精明。但是,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是最大的障碍。首先是刁月华,她绝对不会同意黄小娜出面收购蓟原酒业,因为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名义上黄小娜是总经理,实质上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公司赚来的钱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刁月华不同意,黄小娜也没办法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其次,刁富贵肯定也不会答应。刁富贵处心积虑,谋划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一举拿下蓟原酒业。刁富贵给他姐说得好听,蓟原酒业由他们姐弟俩买下来,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刁富贵果真是这么想的吗?只怕未必。他心里面盘算的小九九,别人不清楚,郝国光还能看不出来?刁富贵无非是想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把蓟原酒业买下来以后,作为自个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借机摆脱郝国光夫妻俩的控制而已。
  刁富贵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郝国光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小舅子称心如意。必须让黄小娜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否则,郝国光一百个不放心。当然,让黄小娜出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刁富贵走人。让刁富贵卷铺盖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却唯独没有一种既能让刁富贵走人,又能哄刁月华高兴,让她不怪怨自己的两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枪支、开枪伤人致令对方身死、找人顶罪等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刁富贵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但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贵进了监狱,就等于把一把刀横到了他们夫妻俩的颈项上,这样的蠢事情坚决不能干。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贵赶出蓟原地面,又能让他们夫妇俩身处安全地带,不然,折腾到最后,弄个鱼死网破,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书记杜万清自打回到蓟原以后,就老感到胸闷,肝部隐隐有些疼。原以为是陪石副省长一行劳累所致,疼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不但痛感不见消失,而且明显地感觉到疼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给省人民医院的同学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说:“老同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杜万清的心脏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问:“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
  老同学说:“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刚出来,你肝部那块不太明显的阴影,是一个肿瘤,恶性的,而且已经扩散了……”
  这几句话传进杜万清的耳朵里,就像一阵惊雷从他的脑门上滚过,他的大脑“轰”的一声,就懵了。杜万清再不懂医学,但基本的一些常识还是有的。所谓“肿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扩散”的意思,无非是说已经到了中晚期。杜万清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58岁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联系在了一起。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着自己剩下的岁月,将用分和秒来计算,扳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意味着自己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给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处暗影……
  老同学还说了些什么,杜万清没有听清楚。他慌乱地合上电话,一屁股瘫坐在身后的大转椅上。杜万清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不管是在蓟原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天大的事情搁他手里,他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身体内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体密切相关,还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两条腿发软,心脏“嘭、嘭、嘭”地跳动着,一声紧似一声,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这两个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58岁并不是一个太老的年龄,却因了“肝癌”这两个字眼的突然闪现,这个年龄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点站。死亡的威胁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让杜万清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面前这一小忽儿。
  一种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万清的身心,他有种被捆绑的感觉。他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却抬不起腿,两只脚好像被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了地面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虽然近在眼前,却总是差着一指头的距离,够不着……
  没有谁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他杜万清也一样。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这些字眼交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演一场蒙太奇的电影。完了,彻底完了!责任、权力、金钱、欲望、信仰、亲情等等,这些现在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死亡的阴影面前,一切都变成了浮云,一切都是浮云!现在这个时候,权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许多人虎视眈眈的县委书记这顶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杜万清情愿从头再活过一次,他宁愿不要头上这顶官帽子,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体康健、平平安安……但是,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癌细胞已经像无孔不入的细菌,蔓延开去。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20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几十年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100%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赔着笑容:“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账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那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东福苦着脸,诺诺地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跟他没关系,坏事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清了清嗓子,说:“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
  3
  郝国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每说一句话,都疼得“、”地吸气。刁月华也是,牙龈发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妆还化,擦很厚的粉,却没了往日的细心。
  啥人说的:冲动是魔鬼——冲动确实是魔鬼,这不,刁富贵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矿长,把3号煤井开采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上,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还打死了一个老板……便宜没占到多少,亏却吃大了。这就像偷嘴的猫,腥没偷到,反惹了一身骚。偷嘴的猫,惹的“骚”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贵惹的“骚”,却是惹到了郝国光夫妇的身上。刁富贵闯的祸,大也罢,小也罢,都得郝国光来擦屁股,因为华光煤业公司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俩。唯独这次,擦屁股的代价忒大了些。给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赔付命价,以及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次性付给高姓老板的妻子280万元;给黎长钧的一个私密账户上打了100万元,用于公检法口的上下打点;3号煤井的矿长、两名副矿长、还有四名打手,先后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拘捕了,这些人是替刁富贵去坐牢的,矿长家里,给了100万;两名副矿长家里,各给了50万元;四名小喽家里,各给了20万元,安抚这七个人的家属,又花去了280万元。
  算下来,这次“擦屁股”的代价,总共花去了郝国光夫妇的660万元,数字很吉祥,却让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疼得揪心,这就是刁富贵“冲动”的代价。
  黄小娜劝他,说虽然损失了几百万,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说了,前段时间签的十来份订单,完全可以把这次的损失补回来。
  郝国光用手护着腮帮子,“”地吸着气说:“那不一样,是两码事,那是咱该赚的钱!”
  刁富贵之所以冲动,受贪小便宜的心理驱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势欺人!
  刁富贵仗谁的势?还不是郝国光的,仗着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长,以为只要是想在牛头岭混饭吃的,都得让他刁富贵三分不是!只不过,欺过了头,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奋起反抗,这才惹出祸事罢了。
  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知道刁富贵的一些想法很危险。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亲属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显赫位置上,就越是谨慎小心,越是夹紧尾巴做人,怕被人盯着,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贵却不这么想。他跟这些人截然相反,仗着姐夫郝国光大权在握,在蓟原城里横着来竖着去,张扬跋扈不说,还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赌,啥事都干。
  这次损失惨重,突然给郝国光提了个醒。原先,碍着老婆刁月华的面子,一味地纵容刁富贵的胡作非为,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刁富贵这样的人,你就得给他安上辔头、绑上缰绳,否则,不定哪天又尥蹶子,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他考虑,要不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头衔给拿下来。他跟刁月华提了提,刁月华没敢吭声,她知道郝国光这次真生了气。
  事实上,刁月华自己也非常生气,白白扔了几百万,就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去掉,刁月华又一百个不情愿。事情明摆着,刁富贵占着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的位子,这个公司就永远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的;刁富贵不当这个总经理了,公司算谁的?这可就很难说了,黄小娜可是上辈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会勾男人,在生意场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贵怎么着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有他在那儿撑着,自己就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刁富贵被赶走了,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弄不好,连郝国光的妻子都没得当——不就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吗?他郝国光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见。
  郝国光再提换刁富贵的事情,刁月华就拉了脸,虽不反驳,却一把抓过电话,给在省城的女儿打电话,母女俩絮絮叨叨半天,说着说着,刁月华就抹了眼泪。这是刁月华最后的杀手锏。郝国光一看刁月华那架势,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只得作罢。
  但那损失了的660万元,却一直是郝国光的一块心病,他一直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再补回来。国土局长张得贵从黄小娜手里拿走了一套房子,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在省城置办的。时间不久,张得贵很偶然地对郝国光提到,说西平市有一块地皮,地段还不错,西平市政府准备挂牌出让——西平市就是邻省的那个县级市。
  前段时间忙,一直没顾上,这段日子,用660万元替刁富贵擦了屁股,郝国光就又记起这块地来。他催促黄小娜赶紧去找找张得贵,以她的名义先把西平市那块地拿下来,即便将来不开发,转手卖掉也肯定会大赚一笔——对国土局长张得贵,郝国光向来比较放心。张得贵虽然好喝酒,而且非15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却挺仗义,他一般不会向别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相应的回报。郝国光没有让黄小娜当正宫娘娘的打算,但他现在必须对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提防着点,所以,让黄小娜背地里出面拿地,最是合适不过了。刁富贵显然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矿山械斗事件刚一摆平,就又满城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郝国光对刁富贵一肚子气,心里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后面撑着,刁富贵拿什么来竞拍?他有那么多钱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过,刁富贵的大肆宣扬,反倒提起了郝国光对蓟原酒业的兴趣。他记得石副省长在视察蓟原酒业公司的时候,也对这家县属国营企业很是重视,认为牛头岭所有的煤矿企业加起来,都比不上蓟原酒业重要。石副省长的原话是:“过100年,过200年,甚至过300年,牛头岭还有煤矿吗?肯定没了。但蓟原酒业不会没,只会越来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钱,茅台和五粮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长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别看大部分煤矿企业每年的利税,都比蓟原酒业高得多,但在可持续发展和扩张性上,却没有一家煤矿企业能够比得上蓟原酒业。比较大的煤企,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能够达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蓟原酒业近十年来,每年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稳步递增,去年更是分别高达43%和49%——刘东福虽然气量窄,抠门点,做酒厂倒是一把好手。
  郝国光寻思,把蓟原酒业买过来,倒也不失为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情。但他不准备让刁富贵出面,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惹祸,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来。郝国光还是倾向于让黄小娜出面。经历过这几拨事情,郝国光有些离不开黄小娜了:这个女人,年龄不大,却能时时处处替人着想,也够精明。但是,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是最大的障碍。首先是刁月华,她绝对不会同意黄小娜出面收购蓟原酒业,因为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名义上黄小娜是总经理,实质上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公司赚来的钱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刁月华不同意,黄小娜也没办法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其次,刁富贵肯定也不会答应。刁富贵处心积虑,谋划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一举拿下蓟原酒业。刁富贵给他姐说得好听,蓟原酒业由他们姐弟俩买下来,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刁富贵果真是这么想的吗?只怕未必。他心里面盘算的小九九,别人不清楚,郝国光还能看不出来?刁富贵无非是想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把蓟原酒业买下来以后,作为自个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借机摆脱郝国光夫妻俩的控制而已。
  刁富贵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郝国光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小舅子称心如意。必须让黄小娜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否则,郝国光一百个不放心。当然,让黄小娜出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刁富贵走人。让刁富贵卷铺盖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却唯独没有一种既能让刁富贵走人,又能哄刁月华高兴,让她不怪怨自己的两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枪支、开枪伤人致令对方身死、找人顶罪等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刁富贵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但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贵进了监狱,就等于把一把刀横到了他们夫妻俩的颈项上,这样的蠢事情坚决不能干。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贵赶出蓟原地面,又能让他们夫妇俩身处安全地带,不然,折腾到最后,弄个鱼死网破,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书记杜万清自打回到蓟原以后,就老感到胸闷,肝部隐隐有些疼。原以为是陪石副省长一行劳累所致,疼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不但痛感不见消失,而且明显地感觉到疼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给省人民医院的同学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说:“老同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杜万清的心脏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问:“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
  老同学说:“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刚出来,你肝部那块不太明显的阴影,是一个肿瘤,恶性的,而且已经扩散了……”
  这几句话传进杜万清的耳朵里,就像一阵惊雷从他的脑门上滚过,他的大脑“轰”的一声,就懵了。杜万清再不懂医学,但基本的一些常识还是有的。所谓“肿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扩散”的意思,无非是说已经到了中晚期。杜万清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58岁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联系在了一起。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着自己剩下的岁月,将用分和秒来计算,扳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意味着自己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给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处暗影……
  老同学还说了些什么,杜万清没有听清楚。他慌乱地合上电话,一屁股瘫坐在身后的大转椅上。杜万清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不管是在蓟原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天大的事情搁他手里,他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身体内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体密切相关,还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两条腿发软,心脏“嘭、嘭、嘭”地跳动着,一声紧似一声,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这两个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58岁并不是一个太老的年龄,却因了“肝癌”这两个字眼的突然闪现,这个年龄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点站。死亡的威胁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让杜万清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面前这一小忽儿。
  一种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万清的身心,他有种被捆绑的感觉。他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却抬不起腿,两只脚好像被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了地面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虽然近在眼前,却总是差着一指头的距离,够不着……
  没有谁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他杜万清也一样。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这些字眼交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演一场蒙太奇的电影。完了,彻底完了!责任、权力、金钱、欲望、信仰、亲情等等,这些现在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死亡的阴影面前,一切都变成了浮云,一切都是浮云!现在这个时候,权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许多人虎视眈眈的县委书记这顶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杜万清情愿从头再活过一次,他宁愿不要头上这顶官帽子,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体康健、平平安安……但是,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癌细胞已经像无孔不入的细菌,蔓延开去。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20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几十年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100%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赔着笑容:“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账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那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东福苦着脸,诺诺地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跟他没关系,坏事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清了清嗓子,说:“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
  3
  郝国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每说一句话,都疼得“、”地吸气。刁月华也是,牙龈发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妆还化,擦很厚的粉,却没了往日的细心。
  啥人说的:冲动是魔鬼——冲动确实是魔鬼,这不,刁富贵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矿长,把3号煤井开采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上,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还打死了一个老板……便宜没占到多少,亏却吃大了。这就像偷嘴的猫,腥没偷到,反惹了一身骚。偷嘴的猫,惹的“骚”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贵惹的“骚”,却是惹到了郝国光夫妇的身上。刁富贵闯的祸,大也罢,小也罢,都得郝国光来擦屁股,因为华光煤业公司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俩。唯独这次,擦屁股的代价忒大了些。给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赔付命价,以及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次性付给高姓老板的妻子280万元;给黎长钧的一个私密账户上打了100万元,用于公检法口的上下打点;3号煤井的矿长、两名副矿长、还有四名打手,先后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拘捕了,这些人是替刁富贵去坐牢的,矿长家里,给了100万;两名副矿长家里,各给了50万元;四名小喽家里,各给了20万元,安抚这七个人的家属,又花去了280万元。
  算下来,这次“擦屁股”的代价,总共花去了郝国光夫妇的660万元,数字很吉祥,却让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疼得揪心,这就是刁富贵“冲动”的代价。
  黄小娜劝他,说虽然损失了几百万,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说了,前段时间签的十来份订单,完全可以把这次的损失补回来。
  郝国光用手护着腮帮子,“”地吸着气说:“那不一样,是两码事,那是咱该赚的钱!”
  刁富贵之所以冲动,受贪小便宜的心理驱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势欺人!
  刁富贵仗谁的势?还不是郝国光的,仗着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长,以为只要是想在牛头岭混饭吃的,都得让他刁富贵三分不是!只不过,欺过了头,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奋起反抗,这才惹出祸事罢了。
  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知道刁富贵的一些想法很危险。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亲属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显赫位置上,就越是谨慎小心,越是夹紧尾巴做人,怕被人盯着,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贵却不这么想。他跟这些人截然相反,仗着姐夫郝国光大权在握,在蓟原城里横着来竖着去,张扬跋扈不说,还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赌,啥事都干。
  这次损失惨重,突然给郝国光提了个醒。原先,碍着老婆刁月华的面子,一味地纵容刁富贵的胡作非为,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刁富贵这样的人,你就得给他安上辔头、绑上缰绳,否则,不定哪天又尥蹶子,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他考虑,要不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头衔给拿下来。他跟刁月华提了提,刁月华没敢吭声,她知道郝国光这次真生了气。
  事实上,刁月华自己也非常生气,白白扔了几百万,就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去掉,刁月华又一百个不情愿。事情明摆着,刁富贵占着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的位子,这个公司就永远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的;刁富贵不当这个总经理了,公司算谁的?这可就很难说了,黄小娜可是上辈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会勾男人,在生意场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贵怎么着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有他在那儿撑着,自己就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刁富贵被赶走了,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弄不好,连郝国光的妻子都没得当——不就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吗?他郝国光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见。
  郝国光再提换刁富贵的事情,刁月华就拉了脸,虽不反驳,却一把抓过电话,给在省城的女儿打电话,母女俩絮絮叨叨半天,说着说着,刁月华就抹了眼泪。这是刁月华最后的杀手锏。郝国光一看刁月华那架势,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只得作罢。
  但那损失了的660万元,却一直是郝国光的一块心病,他一直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再补回来。国土局长张得贵从黄小娜手里拿走了一套房子,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在省城置办的。时间不久,张得贵很偶然地对郝国光提到,说西平市有一块地皮,地段还不错,西平市政府准备挂牌出让——西平市就是邻省的那个县级市。
  前段时间忙,一直没顾上,这段日子,用660万元替刁富贵擦了屁股,郝国光就又记起这块地来。他催促黄小娜赶紧去找找张得贵,以她的名义先把西平市那块地拿下来,即便将来不开发,转手卖掉也肯定会大赚一笔——对国土局长张得贵,郝国光向来比较放心。张得贵虽然好喝酒,而且非15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却挺仗义,他一般不会向别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相应的回报。郝国光没有让黄小娜当正宫娘娘的打算,但他现在必须对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提防着点,所以,让黄小娜背地里出面拿地,最是合适不过了。刁富贵显然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矿山械斗事件刚一摆平,就又满城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郝国光对刁富贵一肚子气,心里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后面撑着,刁富贵拿什么来竞拍?他有那么多钱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过,刁富贵的大肆宣扬,反倒提起了郝国光对蓟原酒业的兴趣。他记得石副省长在视察蓟原酒业公司的时候,也对这家县属国营企业很是重视,认为牛头岭所有的煤矿企业加起来,都比不上蓟原酒业重要。石副省长的原话是:“过100年,过200年,甚至过300年,牛头岭还有煤矿吗?肯定没了。但蓟原酒业不会没,只会越来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钱,茅台和五粮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长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别看大部分煤矿企业每年的利税,都比蓟原酒业高得多,但在可持续发展和扩张性上,却没有一家煤矿企业能够比得上蓟原酒业。比较大的煤企,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能够达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蓟原酒业近十年来,每年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稳步递增,去年更是分别高达43%和49%——刘东福虽然气量窄,抠门点,做酒厂倒是一把好手。
  郝国光寻思,把蓟原酒业买过来,倒也不失为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情。但他不准备让刁富贵出面,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惹祸,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来。郝国光还是倾向于让黄小娜出面。经历过这几拨事情,郝国光有些离不开黄小娜了:这个女人,年龄不大,却能时时处处替人着想,也够精明。但是,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是最大的障碍。首先是刁月华,她绝对不会同意黄小娜出面收购蓟原酒业,因为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名义上黄小娜是总经理,实质上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公司赚来的钱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刁月华不同意,黄小娜也没办法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其次,刁富贵肯定也不会答应。刁富贵处心积虑,谋划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一举拿下蓟原酒业。刁富贵给他姐说得好听,蓟原酒业由他们姐弟俩买下来,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刁富贵果真是这么想的吗?只怕未必。他心里面盘算的小九九,别人不清楚,郝国光还能看不出来?刁富贵无非是想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把蓟原酒业买下来以后,作为自个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借机摆脱郝国光夫妻俩的控制而已。
  刁富贵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郝国光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小舅子称心如意。必须让黄小娜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否则,郝国光一百个不放心。当然,让黄小娜出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刁富贵走人。让刁富贵卷铺盖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却唯独没有一种既能让刁富贵走人,又能哄刁月华高兴,让她不怪怨自己的两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枪支、开枪伤人致令对方身死、找人顶罪等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刁富贵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但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贵进了监狱,就等于把一把刀横到了他们夫妻俩的颈项上,这样的蠢事情坚决不能干。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贵赶出蓟原地面,又能让他们夫妇俩身处安全地带,不然,折腾到最后,弄个鱼死网破,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书记杜万清自打回到蓟原以后,就老感到胸闷,肝部隐隐有些疼。原以为是陪石副省长一行劳累所致,疼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不但痛感不见消失,而且明显地感觉到疼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给省人民医院的同学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说:“老同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杜万清的心脏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问:“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
  老同学说:“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刚出来,你肝部那块不太明显的阴影,是一个肿瘤,恶性的,而且已经扩散了……”
  这几句话传进杜万清的耳朵里,就像一阵惊雷从他的脑门上滚过,他的大脑“轰”的一声,就懵了。杜万清再不懂医学,但基本的一些常识还是有的。所谓“肿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扩散”的意思,无非是说已经到了中晚期。杜万清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58岁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联系在了一起。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着自己剩下的岁月,将用分和秒来计算,扳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意味着自己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给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处暗影……
  老同学还说了些什么,杜万清没有听清楚。他慌乱地合上电话,一屁股瘫坐在身后的大转椅上。杜万清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不管是在蓟原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天大的事情搁他手里,他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身体内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体密切相关,还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两条腿发软,心脏“嘭、嘭、嘭”地跳动着,一声紧似一声,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这两个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58岁并不是一个太老的年龄,却因了“肝癌”这两个字眼的突然闪现,这个年龄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点站。死亡的威胁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让杜万清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面前这一小忽儿。
  一种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万清的身心,他有种被捆绑的感觉。他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却抬不起腿,两只脚好像被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了地面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虽然近在眼前,却总是差着一指头的距离,够不着……
  没有谁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他杜万清也一样。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这些字眼交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演一场蒙太奇的电影。完了,彻底完了!责任、权力、金钱、欲望、信仰、亲情等等,这些现在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死亡的阴影面前,一切都变成了浮云,一切都是浮云!现在这个时候,权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许多人虎视眈眈的县委书记这顶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杜万清情愿从头再活过一次,他宁愿不要头上这顶官帽子,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体康健、平平安安……但是,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癌细胞已经像无孔不入的细菌,蔓延开去。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20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几十年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100%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赔着笑容:“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账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那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东福苦着脸,诺诺地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跟他没关系,坏事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清了清嗓子,说:“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
  3
  郝国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每说一句话,都疼得“、”地吸气。刁月华也是,牙龈发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妆还化,擦很厚的粉,却没了往日的细心。
  啥人说的:冲动是魔鬼——冲动确实是魔鬼,这不,刁富贵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矿长,把3号煤井开采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上,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还打死了一个老板……便宜没占到多少,亏却吃大了。这就像偷嘴的猫,腥没偷到,反惹了一身骚。偷嘴的猫,惹的“骚”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贵惹的“骚”,却是惹到了郝国光夫妇的身上。刁富贵闯的祸,大也罢,小也罢,都得郝国光来擦屁股,因为华光煤业公司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俩。唯独这次,擦屁股的代价忒大了些。给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赔付命价,以及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次性付给高姓老板的妻子280万元;给黎长钧的一个私密账户上打了100万元,用于公检法口的上下打点;3号煤井的矿长、两名副矿长、还有四名打手,先后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拘捕了,这些人是替刁富贵去坐牢的,矿长家里,给了100万;两名副矿长家里,各给了50万元;四名小喽家里,各给了20万元,安抚这七个人的家属,又花去了280万元。
  算下来,这次“擦屁股”的代价,总共花去了郝国光夫妇的660万元,数字很吉祥,却让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疼得揪心,这就是刁富贵“冲动”的代价。
  黄小娜劝他,说虽然损失了几百万,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说了,前段时间签的十来份订单,完全可以把这次的损失补回来。
  郝国光用手护着腮帮子,“”地吸着气说:“那不一样,是两码事,那是咱该赚的钱!”
  刁富贵之所以冲动,受贪小便宜的心理驱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势欺人!
  刁富贵仗谁的势?还不是郝国光的,仗着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长,以为只要是想在牛头岭混饭吃的,都得让他刁富贵三分不是!只不过,欺过了头,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奋起反抗,这才惹出祸事罢了。
  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知道刁富贵的一些想法很危险。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亲属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显赫位置上,就越是谨慎小心,越是夹紧尾巴做人,怕被人盯着,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贵却不这么想。他跟这些人截然相反,仗着姐夫郝国光大权在握,在蓟原城里横着来竖着去,张扬跋扈不说,还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赌,啥事都干。
  这次损失惨重,突然给郝国光提了个醒。原先,碍着老婆刁月华的面子,一味地纵容刁富贵的胡作非为,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刁富贵这样的人,你就得给他安上辔头、绑上缰绳,否则,不定哪天又尥蹶子,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他考虑,要不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头衔给拿下来。他跟刁月华提了提,刁月华没敢吭声,她知道郝国光这次真生了气。
  事实上,刁月华自己也非常生气,白白扔了几百万,就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去掉,刁月华又一百个不情愿。事情明摆着,刁富贵占着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的位子,这个公司就永远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的;刁富贵不当这个总经理了,公司算谁的?这可就很难说了,黄小娜可是上辈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会勾男人,在生意场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贵怎么着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有他在那儿撑着,自己就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刁富贵被赶走了,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弄不好,连郝国光的妻子都没得当——不就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吗?他郝国光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见。
  郝国光再提换刁富贵的事情,刁月华就拉了脸,虽不反驳,却一把抓过电话,给在省城的女儿打电话,母女俩絮絮叨叨半天,说着说着,刁月华就抹了眼泪。这是刁月华最后的杀手锏。郝国光一看刁月华那架势,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只得作罢。
  但那损失了的660万元,却一直是郝国光的一块心病,他一直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再补回来。国土局长张得贵从黄小娜手里拿走了一套房子,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在省城置办的。时间不久,张得贵很偶然地对郝国光提到,说西平市有一块地皮,地段还不错,西平市政府准备挂牌出让——西平市就是邻省的那个县级市。
  前段时间忙,一直没顾上,这段日子,用660万元替刁富贵擦了屁股,郝国光就又记起这块地来。他催促黄小娜赶紧去找找张得贵,以她的名义先把西平市那块地拿下来,即便将来不开发,转手卖掉也肯定会大赚一笔——对国土局长张得贵,郝国光向来比较放心。张得贵虽然好喝酒,而且非15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却挺仗义,他一般不会向别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相应的回报。郝国光没有让黄小娜当正宫娘娘的打算,但他现在必须对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提防着点,所以,让黄小娜背地里出面拿地,最是合适不过了。刁富贵显然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矿山械斗事件刚一摆平,就又满城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郝国光对刁富贵一肚子气,心里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后面撑着,刁富贵拿什么来竞拍?他有那么多钱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过,刁富贵的大肆宣扬,反倒提起了郝国光对蓟原酒业的兴趣。他记得石副省长在视察蓟原酒业公司的时候,也对这家县属国营企业很是重视,认为牛头岭所有的煤矿企业加起来,都比不上蓟原酒业重要。石副省长的原话是:“过100年,过200年,甚至过300年,牛头岭还有煤矿吗?肯定没了。但蓟原酒业不会没,只会越来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钱,茅台和五粮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长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别看大部分煤矿企业每年的利税,都比蓟原酒业高得多,但在可持续发展和扩张性上,却没有一家煤矿企业能够比得上蓟原酒业。比较大的煤企,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能够达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蓟原酒业近十年来,每年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稳步递增,去年更是分别高达43%和49%——刘东福虽然气量窄,抠门点,做酒厂倒是一把好手。
  郝国光寻思,把蓟原酒业买过来,倒也不失为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情。但他不准备让刁富贵出面,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惹祸,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来。郝国光还是倾向于让黄小娜出面。经历过这几拨事情,郝国光有些离不开黄小娜了:这个女人,年龄不大,却能时时处处替人着想,也够精明。但是,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是最大的障碍。首先是刁月华,她绝对不会同意黄小娜出面收购蓟原酒业,因为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名义上黄小娜是总经理,实质上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公司赚来的钱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刁月华不同意,黄小娜也没办法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其次,刁富贵肯定也不会答应。刁富贵处心积虑,谋划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一举拿下蓟原酒业。刁富贵给他姐说得好听,蓟原酒业由他们姐弟俩买下来,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刁富贵果真是这么想的吗?只怕未必。他心里面盘算的小九九,别人不清楚,郝国光还能看不出来?刁富贵无非是想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把蓟原酒业买下来以后,作为自个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借机摆脱郝国光夫妻俩的控制而已。
  刁富贵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郝国光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小舅子称心如意。必须让黄小娜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否则,郝国光一百个不放心。当然,让黄小娜出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刁富贵走人。让刁富贵卷铺盖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却唯独没有一种既能让刁富贵走人,又能哄刁月华高兴,让她不怪怨自己的两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枪支、开枪伤人致令对方身死、找人顶罪等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刁富贵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但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贵进了监狱,就等于把一把刀横到了他们夫妻俩的颈项上,这样的蠢事情坚决不能干。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贵赶出蓟原地面,又能让他们夫妇俩身处安全地带,不然,折腾到最后,弄个鱼死网破,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书记杜万清自打回到蓟原以后,就老感到胸闷,肝部隐隐有些疼。原以为是陪石副省长一行劳累所致,疼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不但痛感不见消失,而且明显地感觉到疼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给省人民医院的同学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说:“老同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杜万清的心脏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问:“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
  老同学说:“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刚出来,你肝部那块不太明显的阴影,是一个肿瘤,恶性的,而且已经扩散了……”
  这几句话传进杜万清的耳朵里,就像一阵惊雷从他的脑门上滚过,他的大脑“轰”的一声,就懵了。杜万清再不懂医学,但基本的一些常识还是有的。所谓“肿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扩散”的意思,无非是说已经到了中晚期。杜万清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58岁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联系在了一起。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着自己剩下的岁月,将用分和秒来计算,扳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意味着自己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给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处暗影……
  老同学还说了些什么,杜万清没有听清楚。他慌乱地合上电话,一屁股瘫坐在身后的大转椅上。杜万清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不管是在蓟原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天大的事情搁他手里,他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身体内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体密切相关,还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两条腿发软,心脏“嘭、嘭、嘭”地跳动着,一声紧似一声,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这两个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58岁并不是一个太老的年龄,却因了“肝癌”这两个字眼的突然闪现,这个年龄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点站。死亡的威胁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让杜万清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面前这一小忽儿。
  一种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万清的身心,他有种被捆绑的感觉。他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却抬不起腿,两只脚好像被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了地面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虽然近在眼前,却总是差着一指头的距离,够不着……
  没有谁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他杜万清也一样。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这些字眼交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演一场蒙太奇的电影。完了,彻底完了!责任、权力、金钱、欲望、信仰、亲情等等,这些现在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死亡的阴影面前,一切都变成了浮云,一切都是浮云!现在这个时候,权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许多人虎视眈眈的县委书记这顶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杜万清情愿从头再活过一次,他宁愿不要头上这顶官帽子,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体康健、平平安安……但是,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癌细胞已经像无孔不入的细菌,蔓延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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