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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震颤的嗡嗡声愈来愈响，愈来愈近，淹没了所有别的声音。他俩不约而同地扑向窗龛，趴在地板上。气浪霎时间卷起了尘土，墙壁颤动，要塞院子里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爆炸声。
“空袭以后他们就会发起进攻！”普鲁日尼科夫大声喊道，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守门口！而你——窗口！窗口！萨里尼科夫，窗口——口！……”
身旁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墙壁颤动，砖头掉落。爆炸的气浪掀翻了机枪，把中士的尸体甩到了一旁。刹那间一切都被焦臭的硝烟遮蔽了，空气令人窒息。普鲁日尼科夫又咳又喘地扑向了机枪，爬着把它拖向墙根。
“注意窗口，萨里尼科夫！……”
萨里尼科夫捂住耳朵，伏卧在地上。普鲁日尼科夫摇晃他，扯他，用脚踢他，但他只是益发紧贴着砖地。
“窗口——口！……”
身旁又一声巨响，门拱上的砖头纷纷掉落。又响起一声爆炸，一声又一声，困在砖堆里的普鲁日尼科夫已不再去数爆炸声了：它们已连成了一片隆隆不断的轰响。
谁也不记得，炮火持续了几个钟头。而当四周开始沉静、他们从砖上堆翼爬出来的时候，轰炸机低飞的隆隆声已响彻在空中。轰炸机发出肆无忌惮的叫嚣，开始向教堂俯冲。他们又卧倒在墙根下，大地又呻吟，砖头复又掉落，三百年前建筑起来的这座教堂正摇摇欲坠。尘土、浓烟、焦臭味窒住了呼吸，力气早已消耗殆尽。意识几乎失去了，只有躯体还在毫无痛感地承受着爆炸的震动和打击。
“活着，”普鲁日尼科夫模模糊糊地想道，他两耳被严严堵住，处于一片沉寂中，“我还活着。”
他不想动一下身子，尽管他感觉到背上压着的砖头很重。头痛欲裂，浑身象散了架似的：每一根骨头都在叫疼。舌头又干又肿：它充塞了整个口腔。烧灼着上腭。
“德国人！……”
这声音来自远处，仿佛来自他周围这一片寂静的彼岸。不过他明白了这话的意思，试着爬起身来。砖头哗啦啦滚了下去，他艰难地从底下爬了出来，睁开迷进了灰尘的眼睛。
边防战士连忙把机枪架起来：散热筒已被压扁，瞄准器也弯了。身旁的一个陌生战士在扒拉砖堆，往外拖机枪子弹带。普鲁日尼科夫站了起来，摇摇晃晃，但他毕竟向前迈了几步，两膝一弯，扑倒在机枪旁边。
“让我来。我自己来。”
“德国人！”
边防战士扭歪的脸上流着血。普鲁日尼科夫轻轻推了他一下，重复道：“我自己来。你——守住窗口。”
他趴在机枪跟前，用疲惫无力的手死死抓住枪柄。边防战士已不在眼前：身旁卧倒的一位战士正在往子弹带里安装子弹。普鲁日尼科夫打开了枪盖，理了理弹带，此刻他发现了德国兵：他们穿过硝烟和尘土的浓幕正冲着他奔了过来。
“打！”战士喊，“打呀！”
“就打，”普鲁日尼科夫嘟哦了一句，眼睛从挡弹板的缝隙里瞄着冲过来的敌人，“就打。一点力气也没有……”
他担心自己扳动不了枪机，因为手指发抖，一点力气也没有。然而枪机被扳动了，机枪在手中跳动了起来，教堂前面撒开一个扇形的尘幕。普鲁日尼科夫抬起枪筒，朝着冲过来的晦暗的身影射出长长的一梭子。
情况十分危急。烟幕里出现了一些黑乎乎的人影，普鲁日尼科夫扳动着枪机不停地打，直到它们消失为止。在射击间隙里，他拼命在砖堆里扒拉压扁了的弹匣，不顾手指流血，一个劲儿地往子弹带里塞子弹。接着又向潮水般涌来的冲锋枪手扫射。
整整一天德国人没让喘口气儿。进攻转为炮轰，炮轰转为轰炸，轰炸又转为进攻。轰炸时，普鲁日尼科夫就把机枪拖向墙根，轰炸结束时，他又把机枪拖回原地扫射，他变成一个聋了的、半失明的、知觉麻木的人了。副手被砸在从拱顶掉落下来的一大块东西底下，他曾可怕地呼喊了好一阵子，但是正值敌人的进攻，普鲁日尼科夫无法扔下机枪去救他。散热筒不知是熔开了焊接处，还是被子弹打穿了：机枪直往外冒汽，宛如沸腾的茶炊，普鲁日尼科夫忍着烫疼把它从坍塌的门洞拖到墙根，又从墙根拖回去再打，焦虑的是，子弹眼看就要打光了。他不知道，教堂里还剩下几个战士，但他一直射击到子弹打不出去了为止。这时他想起了冲锋枪，便朝德国人扫了一梭子，随即向教堂晦暗的深处跑去，不时绊在石头和尸体上。
在他尚未跑抵地下室时，忽听得外面爆发出散乱的射击声和嘶哑的“乌拉”声。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自己人已到，于是他踉踉跄跄向出口走去，把冲锋枪随身拖着。有人迎面跑了过来，对他说了什么话，但他好不容易才从焦渴的喉咙里吐出一个字：“喝……”，随即倒下了，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水使他苏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看到水壶，立刻伸过嘴去，喝了一口又一口，后来才弄明白了，原来是萨里尼科夫在给他喝水：黑暗中辨出了他头上新缠上的白绷带。
“你活着，萨里尼科夫？”
“活着，”战士郑重地回答道，“那个小伙子被压在底下以后，是我给您递子弹带的。可您一个劲儿地派我到窗口那里去。”
普鲁日尼科夫只是记得一片尘土里的黑压压的德国兵身影，记得爆炸的轰鸣和被一大块东西压在底下的机枪副手那可怕的呼叫，记得灼手难忍的炙热的机枪。除此，他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他问道：“教堂守住了吗？”
“多亏小伙子们增援。从侧翼打击了德国人。”
“而水呢？哪儿来的水？”
“嗨，您不老是要水喝么。我就去了一趟。真可怕：天空亮得象白天一样。就在那儿我多少挂了点花，但是却弄回来七壶水。”
“不应该再喝了，”普鲁日尼科夫自己给自己下了命令，并且旋上了壶盖，“我们有几个人？”
“普里日纽克守在地下室，我和您，再就是边防战士。”
“边防战士没受伤吗？”普鲁日尼科夫突然哑着嗓子笑了起来，“就是说，没受伤，是吗？”
“眉宇被砖头砸伤了，不过总算没有受伤：是个幸运儿。他正在搜那些还没僵硬的尸体。不用说，是搜德国人。那里，院子里，他们的尸体很多。”
普鲁日尼科夫趔趔趄趄地走向出口，那里弃置着他的被损毁了的机枪。院子里夜色已浓，但是熊熊的大火和无以数计的照明弹把它照得通亮，阴森肃杀的寒光笼罩着这座渐趋沉寂的要塞。偶尔有几发德国人的炮弹落下：声音响亮而短促。
“把中士埋了吗？”
“掉落的砖头已把他盖上了。只露出一只脚跟。”
一堆砖头底下露出了一只破烂不堪的士兵鞋。普鲁日尼科夫突然记起，中士穿的是皮靴，这就是说，砖头底下是被拱顶塌下的一大块东西压着的那个战士，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坐到碎砖堆上，想起自己差不多有两昼夜没吃东西了，便说出了口。萨里尼科夫拿来德国粗饼干，他们不慌不忙地咀嚼起来，眼睛望着被照亮的要塞大院。
“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毕竟没让敌人打过来，”普鲁日尼科夫说，“这意味着，我们同样能够顶住，对吗，萨里尼科夫？”
“当然，我们能够。”萨里尼科夫确信他说。
边防战士回来了，拖来装满了冲锋枪子弹的一件军装上衣。他突然说：“请记住我的住址，中尉：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杰尼什克·符拉基米尔。”
“而我是斯摩棱斯克人，”萨里尼科夫说，“杜霍夫什纳城郊。”
“看来不得不撤离这儿，”大家交换了地址以后，边防战士说，“我们四个人是无法打退敌人的。”
“我不走，“普鲁日尼科夫说。
“傻啦，中尉。”
“我不走，”普鲁日尼科夫重复了一句，叹了口气，“没有接到命令之前，我哪儿也不去。”
他本想谈谈今天早晨自己没有履行职责的事，谈谈没有丢弃机枪的中士，谈谈祖国，——毫无疑问！——祖国人民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前来拯救他们。他本想谈谈，但却什么也没有说：在这战争的第二天夜里，所有的话都使他觉得太渺小和微不足道了。
“关于明斯克，德国人是在胡说八道，对吗？”萨里尼科夫问道，“不可能让他们深入那么远。也许正在击溃他们。”
“正在击溃，”边防战士表示同意，“只是不知为什么听不见双方交战的声音。”
他们不由得细心倾听了一会儿，但是除了偶尔有炮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其它什么也听不见：前线那可怕的沸腾声已远远滚向东方。
“这意味着，只剩下了我们，”边防战士轻声说，“而你却说什么：我不走。这需要有机枪才行。”
普鲁日尼科夫自己也知道，没有机枪是无法击退敌人下一次的进攻的。但他已没有机枪了，而离开这里——他却不愿去想。他记得胸前佩带勋章的那个黑头发上尉的咄咄逼人的目光，记得婴儿那缠绵不绝的惊惧的哭声，记得地下室里的妇女们。不接到命令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到那里去。他也不能放任何人去那里，因此他说道：“大家睡觉。我放哨。”
萨里尼科夫即刻就倦缩一团，而边防战士却不想睡，说他在弹坑里睡过了。他朝教堂里面走去，在那里呆了许久（普鲁日尼科夫已经有点不安了），后来跟普里日纽克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回来了，有一个红褐色头发、戴着炮兵领章的上士，头上受了点伤，他不停地摇晃脑袋并注意细听。
“耳朵里仿佛灌进了水。”
“旁边散发臭气，”边防战士说。
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他指的是至今还在教堂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尸体。他下令清除一下。战士们去了，只剩下炮兵一个人。他坐在靠墙的地板上，不停地甩动自己那震伤的脑袋，呆滞地盯着一点。
后来他说：“可我有妻子。八月份就要生孩子了。
“她在这里吗？”普鲁日尼科夫立刻想起地下室里的妇女们，于是问道。
“不，在妈妈那里。在伏尔加。”他沉吟了一会儿，“你怎么想，我们的人会来吗？”
“会来。不可能不来。不会忘记我们的，你放心。”
“敌人力量很强，”炮兵叹了口气，“今天他们的进攻简直是倾压了过来——真可怕。”
“我们的力量也很强大。”
上士不作声了。叹了口气，甩动着脑袋：“不然，去指挥部地下室一趟？”
“您告诉他们，这里没有机枪。也许会给我们。”
“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很多，”炮手往外走时说道。
德国人依然在发射照明弹。它们爆炸以后，撑着小伞徐徐降落，把渐渐静下来的要塞照亮。偶尔落下几颗炮弹，对岸传来机枪排射的声响。普鲁日尼科夫顽强地同睡魔作着斗争，无精打采地坐在砖土堆上，睡在身旁的萨里尼科夫在均匀地呼吸。
“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幸运儿，”普鲁日尼科夫脑子里一闪，“直到现在没有受过伤。”
想到这里，他吓坏了，因为这会给自己念叨出灾祸来，于是他赶忙提醒自己时运乖戾，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