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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傅作义除了摩托化部队，运用其他部队进行运动战也颇有成效。七七事变以后，他曾经派骑兵突袭商都，为全国首次克复县城。1937年底，他曾经指挥35军反攻太原，下四十余寨。在绥西他也大量使用骑兵进行运动战，效果卓著。
抗战中傅作义指挥的“闪电战”3
傅作义如此善于机动作战，和他的辖区很有关系。抗战期间，他的主要作战地区在绥远，地广人稀，又面对伪蒙叛军的骑兵进袭。因此，傅作义也大力发展骑兵，以机动对机动。绥远盛产优秀的骑手，傅部骑兵在抗战和内战都很有表现。我的看法，傅作义使用摩托化部队的思路也是来自于骑兵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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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1
b 铁骨丹心——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b
傅作义麾下大将董其武，在民国军事将领中可称出类拔萃，无论抗战还是解放战争中，其经历多有传奇，即便是点滴小事，也颇值得回味。
坚守太原董武穆
1937年11月6日，当一路像赶鸭子一样追击卫立煌而来的坂垣征四郎开始攻击太原的时候，一定觉得太原北城的守将是个软柿子。
理由？侦察报告，太原北城的守军士气高昂，城上战旗翻卷，城墙上处处可见身穿灰黄色军装的中国士兵在沙袋工事后面严阵以待，看起来很有决死一战的气魄。
尽管看来很有气势，但对这样的防守阵容“中国通”坂垣实在太熟悉了，这是中国军阀混战中守城的标准打法。要是想象不出来，可以回忆一下电影《从奴隶到将军》里面，罗炳辉将军把城上排着队向下打枪的北洋军一个个干掉的镜头。在现代化的日军面前，这种守法实在落后时代太多，徒增伤亡而已。古老的城墙，在现代化重炮的面前，早已失去了防守的价值。这一点，八路军在和日军作战时认识得比较早，每打下县城，必发动群众“拆城”。原因是这城墙面对有重炮的日军毫无防守意义，但若让日军占据了，下次再来没炮的八路还真不好把它攻下来。
国军的战术相对来说就呆板一些，“死守”到“守死”的例子不胜枚举，勇则勇矣，多少有些不知变通。摆出这副“义和团”的架势来，一点儿也不奇怪。
不过，这种“死守”有时候也很要命，比如这次坂垣就被在忻口死守的国军狠狠摆了一道，不但无法突破忻口前线晋绥军、中央军的阵地，而且后勤补给也被切断。如果不是寺内寿一从河北方面调20师团突破娘子关围魏救赵，他的部队很可能被包饺子。
说坂垣差点儿被包了饺子，并非信口开河。从中国方面的记录看，二战区确有吃掉坂垣的决心。所以，阎锡山才在娘子关方面吃紧的时候依然不肯从忻口方面抽调部队增援，并且直到寿阳失守，才恋恋不舍地下令卫立煌撤退。部队一退不可收拾，和撤退时机的掌握有很大关系。从日本方面的记录看，坂垣征四郎这次作战中，因为盲目尊奉东条的命令，以第五师团强攻忻口，受到的非难极大。他所部中，日军全军当时唯一的一个战车旅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主力）在忻口、宁武等地损失很大。热河作战中日军坦克部队的军神人物百武俊吉部队长战死，致使日军对装甲部队的运用思想都产生了怀疑，认为坦克部队的集群使用不够成熟。忻口战役后，日军解散了独立第一混成旅团，此后日军装甲部队一直没有联队以上的编制。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半以后，才如梦方醒，认识到对装甲部队使用方式的落后，重建坦克旅团、坦克师团，只是已经为时太晚了。
坂垣因为此战，被质疑战场指挥能力不足。事实上这个说法未必没有道理，此后他在台儿庄又闹了一次孤军深入，被李宗仁打得抱鞍而走，连手杖大衣都成了张自忠的战利品。坂垣在日本军内胜在关系广、后台硬，论打仗和粟林忠道这样的将军还不是一个档次。
所以，这一次坂垣一路追击，大有轻取太原，为自己洗刷名声的意思。这时候发现守太原北城的居然是一伙“义和团”，看来连老天都在给坂垣帮忙。
当天，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太原北城墙，结果……重炮轰了半晌，把城墙炸得七零八落。等步兵一冲锋，守军却出乎意料地从城墙前面的开阔地下面钻了出来，火力凶猛，兵力强劲，坂垣的攻击如同撞在铁墙上一样，损兵折将败下阵来。欲待再攻，炮兵却报告炮弹打光了。哪儿来的这么多中国兵？难道我的炮弹打不死人吗？坂垣被打退后一天没再攻北城，估计郁闷得很。
假如他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个“义和团”将军是何许人也，坂垣就不该郁闷，而应该庆幸了——庆幸这个叫董其武的将军手下只有一个旅。
傅作义的爱将董其武，军中呼为“董武穆”。
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2
“做岳武穆”，曾经是抗战时期无数中国军人的梦想。不过，他们中牺牲的大多数，只能做了无名的岳武穆。只有林徽因女士设计的纪念碑无言屹立，勉强给了我们这些后辈一个为他们献上鲜花的地方。
董其武将军一生沉毅有威，卫国北土，御寇晋绥，历长城、大庙、百灵、忻口、太原、包头、五原诸战役，堪称那个时代旧军人中的楷模。但是这样的将领，在当时军中亦非少数，为何只有董其武得封“武穆”呢？
原来，董其武的这个外号，来源很早，起源于太原学兵团时代。1919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办自己的黄埔军校——“斌业学兵团”，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但是，阎锡山其人，素有心地狭隘、目光略短的毛病，所以他的干部学员多半是“会讲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山西土财主子弟。但其中，却有一人凌然独立，与众不同，这就是董其武。董家世贫寒，但受其开办私塾的舅父影响，少年即有从军救国之志，听说学兵团招考，即步行数百里前来报考。在成群的纨绔子弟中，董一身布衣，却凛然有威，如同鹤立鸡群，引来上下无数目光，但董安之若素。及至发榜，第一名就是——董其武。
一时众人纷纷以评书《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目之，“董武穆”的名声不胫而走。
“董武穆”的名声可不是纸上谈兵。就在忻口会战中，董其武曾亲率218旅渡过云中河，以一个八路式的穿插钻到了坂垣的背后，倒挂金钩奇袭日军在河北旧村的前线指挥所，一举将其攻占，令坂垣中央突破的尖刀没了握把，是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少有的主动攻击战例。董其武将军也在此战中臂部负伤。忻口一战，中国军队阵亡一个军长（郝梦龄）、一个师长（刘家祺）、一个旅长（郑廷珍），负伤一个师长（李仙洲）、两个旅长（于镇河，董其武），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董武穆”怎么会学义和团来刀枪不入呢？如果坂垣知道对方是董其武，肯定明白这一仗决非想象中那么好打。
的确，董其武这一仗确实用了圈套。城墙上的旗子是真的，士兵，则只是城垛子上扣军帽而已。他在城上基本没放兵力，而把主阵地放在了城墙外面的开阔地，让坂垣的重炮统统变成了礼花炮。
董武穆用这一计，固然是因为中国军界自古崇尚智谋型将领，也是出于无奈，他的兵太少了。
其实，傅作义确实可称名将，他在奉命防守太原的时候，摆了个奇怪的阵势。东城和南城外的日军，到得早，兵力多。傅作义却只放了杨维垣旅的新兵壮丁，把两员大将董其武的218旅和孙兰峰的212旅分别放在了北城和西城，各负责一面城墙的防守。这两个旅也是傅作义35军的看家本钱了。如果日军对东南两面发动攻击，太原必破无疑。这个怪阵就表现了傅作义对日军的心思摸得极准，坂垣在忻口吃了亏肯定要找面子，所以从北面来的坂垣一定会猛攻西城北城。而坂垣在日军中人缘很好，其他日军将领一定不会和他争功，仗打起来东面南面压力会小得多。从此战的进程看，傅作义堪称料敌如神。
其实中国当时不缺优秀的将领，比如白崇禧，武汉会战中部署了一个又一个口袋阵，日军就一个一个地钻，结果每次都以国军口袋被钻破告终。
尽管西城北城是主力，傅作义的兵力也捉襟见肘，其中董其武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他的一个主力团李思温团还要负责防守太原兵工厂，要一天以后才能回到太原，剩下的兵力实在不敷使用。
怎样度过这一天的血战呢？董其武不动声色，就使出了这招“真假义和团”，坂垣果然上当。
董其武在太原摆疑兵阵的传奇流传不广，因为这一仗打得最终还是比较窝囊，不但丢了太原，而且35军损失惨重，几乎把番号打光。董其武的大将风度，在这一战中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真正体现“董武穆”形象的，萨觉得应该说是乌加河血战。
血染乌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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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3
乌加河阻击战，堪称1940年五原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其时傅部经过精心准备，以重兵成功突入五原城，但守城日伪军拼死巷战，疯狂反击，一度几乎把攻入城中的傅军打出城去。傅部攻城前敌总指挥袁庆荣将军都负了伤，双方一时胶着。此时，发现五原被围，日军驻蒙军司令竹下义晴中将，迅速从包头等地抽调大批兵力，以战车开道火速来援。董其武率101师死守乌加河（日军记为“五加河”），战斗从3月20日夜间董部奇袭河上的日军守桥哨所开始，一直打到22日五原日军全军覆没。敌增援部队始终无法突破河防，日军一直到26日才“爬”到五原，然风声鹤唳之下终不敢久留，为城内日军收尸之后随即撤退。绥西会战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观看日军的援兵，其数量和质量都堪称惊人。此战，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先后调集骑兵第13、第14联队，独立步兵第13联队救援五原，并以航空第60战队出击猛轰中国军队阵地。这两个骑兵联队，实际都是摩托化部队，分别在1939年10月和1940年1月完成了机械化改装，因此战斗力很强。事后才知道此战日军如此积极，不但因为五原为绥西重镇，还有一个原因是第八战区此战还围住了一百多名日本矿业专家，就是日本的“帝国蒙疆矿业调查团”。
这个考察团，专为调查绥远的矿业资源，以确定其未来对“圣战”的支持能力而来。日本资源贫乏，对绥西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极是窥伺。这批专家集中了日本帝国的科技精英，水平很是不错。他们搜集的矿藏资料，一部分被中国军队缴获，成为揭露日本侵略军经济掠夺的证据，另一部分则已经被运回日本，得到极大重视。70年代初，日本方面曾经要求高价购买白云鄂博铁矿的矿渣。事情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下达指示给中国科学院和矿冶研究院，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不幸的是，限于当时我国科技水平的限制，对日方这一举动的动机，科学界一时也无法解释。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拒绝了这笔“白捡的便宜”，反而指示成立专门机构，对包钢矿藏作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终于明白周恩来这一举动的意义了——白云鄂博是我国最大的稀土贵金属矿，而世界的稀土市场，今天，中国占了85。
这里面，日方所为的背后，就有30年前那次考察资料的影子。对于这个考察团，有些台湾资料有所质疑。从日方材料如《第二次五原作戦における渡河作戦》、《五原城外五加河渡河作戦の思い出》等看，确实将其团长称为“水川团长”，为了营救“水川团长”还曾经出动飞机强行着陆。当时由于日军已经被分割，只来得及救走了另一名日本右翼著名人物，“血盟团事件”的主谋之一森宪二（当时任“蒙古司政要员养成所”参事）。
由于董其武的横刀立马，力阻日军援军于乌加河，这批“学者”不是死于战斗，就是被抓了俘虏，给日本天皇省了回程票钱。
董其武在这次阻击战中的出奇之处，是他不要援兵。以淞沪战役的经验来看，当时中国一个精锐师可以勉强抵敌日军一个联队。此战中，他以一个师硬抗三个联队以上的日军，艰苦可想而知。围攻五原之中，傅作义不断询问他是否顶得住，是否需要援军，董其武始终不松口。
等到傅作义打下五原，才发现董其武自己都到了战壕里……
在国军系统中，大多数将领都是唯恐援军不够快，不够多，“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是典型的台词。董其武为何反其道而为之呢？多年以后董其武在自己的回忆中才说明了他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