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天堂之舞（7）
总算大学毕业了，我分到了北京市的一家报社。在省城的四年，我很想到歌舞团去看，看一看小时候曾住过了那个小院。可我一直没去，我怕触景生情，想起妈妈，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
八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临去北京以前，我来到了那个曾经生活了五六年的地方，记忆像尘土一样在阳光下飘浮，依稀记得当年的一切，顺着一条小径，我来到曾经住过的那个小院。小院的门开着，那棵枇杷树还在，叶子绿油油的。我不由自主地朝里张望起来，突然我看到冰儿和海星正坐在客厅里说笑，这让我十分地惊讶。我终于明白了，当初海星为什么会对我那么热心，原来是让我替他投石问路啊，我像猴一样地被他耍着，自己还全然不知，世界上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才会如此地轻信别人，我不由得苦笑起来，可我的心却在流泪。
海星显得有些尴尬，正想说什么，冰儿的妈妈外面走过来，看我在门口傻站着，脸又涨得红红的，手颤抖着，有些愤怒地说，你还想干什么？我没有看她，木然地望着那棵枇杷树，说，十几年前，这儿是我的家，我只想来看看。
冰儿的妈妈惊讶得眼睛睁得老大，盯着我的脸看了又看，半晌才问：你是菁儿？
我点了点头。那女人突然慌乱起来，汗珠从额头上刷刷地流了下来，想进院子，却一头撞在了门上。
我心里好纳闷，她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惊慌失措？
妈妈说，这恐怕是报应吧，一个人如果曾经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宁。□□结束以后，李团长恢复了工作，他没有报复任何人，他却让邹艳玲主演《流浪者之歌》，还让她住进了我们原来住的小院。开始我搞不懂团长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明白了，团长是要她自己反省，让她记住她曾经有过人性泯灭的一段岁月。一次演出的时候，邹艳玲居然摔成了骨折，从此告别了舞台。每到晚上，她一个人不敢呆在家中，总要将所有的灯打开。为什么呢？她害怕呀，她总是觉得有一个冤魂徘徊在她的身边。在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惩罚，莫过于良心所受的煎熬和折磨。
我告诉妈妈，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到北京工作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但没有人知道我的心已经破碎。此时此刻，我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留在那个偏僻、封闭的小山村。没有了妈妈，一切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妈妈说，她看到我这个样子，心里好像被针扎一样无比的疼痛。妈妈一次又一次地祈求上苍，给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回到人间，回到菁儿身边，给菁儿一点点呵护、爱怜，让菁儿从忧伤和绝望中摆脱出来。
报社安排我做夜班编辑。报到以后，我就来到夜班编辑室。编辑室在这座十五层大楼的地下室。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想来，夜班编辑就是在这里依靠尼古丁度过不眠这夜的。
房子里光线有些暗淡，只有两扇三十公分高的小窗子露出地面。说来也是，夜里上班要窗户做什么呢？反正阳光也不会在夜间晒到这里来。有一盏台灯亮着，灯下坐着一个年近三十的男子，见我来了，热情地站起来和我握手、打招呼，他说，他是特地来办交接班的。只见他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说，做夜班编辑有六七年了，总算到头了。看着我茫然的样子，拍了拍我的肩，说，刚开始可能会不太适应，慢慢就好了，一般成了家以后，领导会考虑让新来的人接替。
那是我一生最糟糕的一段时光，爱情成了苦涩的回忆，工作又很不称心，所有的不幸好像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我不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
九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那天我休息，用不着上夜班了，我一个人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来到了北海，站在桥上，看着湖面像丝绸一般在星光下轻轻涌动。十二点多了，我突然想，不如纵身跳入湖中，了此一生，那样的话所有的烦恼和痛苦就会解脱，就可以到天堂看到妈妈了。
妈妈在天上看到我了，她焦虑万分，但却无能为力，只有绵绵的泪水雨点般地飘落下来。
我感觉到了，就像在家乡的小山顶上，每当我仰望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就会有冰凉的水珠落在我的身上，我知道那是妈妈在哭，在为我伤心。为了妈妈，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一点也不能适应白天睡觉夜里上班的生活与工作节奏，不久就患了失眠症，白天根本就无法入睡，每天只能靠安眠药维持几个小时的睡眠。有一天，我找社长，说自己不能胜任夜班编辑，想调换工作。
社长姓鲁，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瘦瘦的，头顶秃得很厉害，就像戈尔巴乔夫，说起话来带有很重的四川口音。他对我的要求很不以为然，像作报告似的讲了一番大道理，他批评现在的年轻人少了一点吃苦的精神，他说他当年就是从夜班编辑做起的。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地想念家乡，我很想回到老家，做一名普通的山村教师。是的，家乡很穷很封闭，但那儿有温柔的夜色，会让自己获得一份宁静。而在这个城市，每当夜晚走在流光溢彩的街道上，我总感觉到自己像个飞蛾一样，在霓虹灯不断变幻的色彩与光晕面前，充满迷茫与困惑，有时甚至觉得连飞蛾还不如，飞蛾还有在火中燃烧的悲壮一刻，而我自己有什么呢？
我决定不再上夜班，不再受失眠的折磨，我递交了请调报告，要求回到家乡，这让报社所有的人大为吃惊和百思不得其解。在等待消息的这段时间，我决定住院，去做一次痔疮手术。医生说，保守疗法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动刀。我软磨硬泡，向医生列举了手术的必要性，医生没有办法，只得同意我住院观察。
我刚来报社不久，和同事很少说话，也不怎么熟悉。除了工会主席例行公事来看过我一回，没有别的人来过。我也没有和同屋的病友和陪护的人说话，每天一个人躺在雪白的病床上，看着雪白的天花板发呆。
手术最终还是做了，那是在我入院的第五天，医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可以不做的手术，觉得我有些怪异。可是他不知道，我是在逃避。
手术的那一天夜里，麻药的效力过去以后，□□火辣辣的疼，止痛药吃了也不管用。我紧咬牙关，汗水一个劲地流了下来，浸湿了衣被。终于忍不住了，捺了一下床头的电铃。一个护士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我疼得很厉害。那护士温和地说，你不要着急，稍等一下，我给你打一针止疼针。她将灯打开，我发现那雪白的口罩上面有一双美丽清澈的大眼睛。打针的时候，她用小手指轻轻挠我的皮肤，让我从紧张中彻底松弛了下来。
说来也怪，我不再感到孤独，我开始寻找那个给我打针的护士，我知道她的名字叫郭玉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