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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迈克的突然来访“让我们有点惊慌失措，我们比他们更穷，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招待客人。好在穷人间并不嫌弃，没床就打地铺。”有时候北岛干脆使用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修辞，例如他说“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朗诵的像指挥，两只手忙个不停，好像听众是庞大的乐队。他又像个摘果子的，烂的扒掉，好的留下。”这种种修辞策略不仅使北岛的散文在雾一样凄清的诗意和轻松幽默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而且使那诗意中隐含的忧虑和不安获得一种几乎可以触摸的质感。忧虑什么？不安什么？对北岛来说，那首先是诗在当代社会中的尴尬。
在《克雷顿和卡柔》一文里，北岛有这样一段描写：“克雷顿是诗人。美国不少当代诗歌选本都收入了他的作品。在美国，要说你是诗人，别人都会离你远点儿，那意味着贫困和神经有毛病。不过现在境况有所改观。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纷纷增设创作课，就像张大网，把社会上漂游的一帮诗人捞上岸来。一条‘鱼’名叫克雷顿，九年前成了东密西根大学的诗歌教授。有人批评这一制度，认为这样会毁掉美国文学。‘胡扯！’克雷顿瞪起眼，‘说这种话的家里准有遗产。没有创作课，我他妈的现在得在洛杉矶开出租车。’”可以把克雷顿的遭遇看做是当代诗歌尴尬处境一个隐喻或是象征。其实克雷顿的处境在诗人中还算是好的，他至少不必去开出租车，混成了大学教授，有机会享受佳肴和美酒。问题是诗，问题在于“这是个不再需要诗歌的时代”。当然，诗这东西还没有灭绝，苦苦为诗的生存和自己的生存进行双重挣扎的“神经有毛病”的诗人还到处可见。甚至还有不少诗歌朗诵会到处举行，这有北岛的《朗诵记》为证。但是，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正在迅速地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化）。特别是对作为这个世界中的“大多数”和“大众”的中产阶级来说，诗已经不再是一种重要或必要的东西，诗已经成了一种多余之物，可有，亦可无。自六○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为了安抚中产阶级大众，利用二十世纪提供的新科学技术手段，建构了从摇滚乐到电脑网络的一整套新的文化，而这建构过程，也正是诗被从艺术金字塔的顶尖上拽下来，变成当代文化景观中的行吟乞丐的粗暴过程。今天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站在诗这一类“精英文化”面前就矮了三分，并且拿它们做附庸风雅游戏的“受众”，那是十九世纪的事儿，至于这种现象竟然还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截，那是不得已，没法子。至二十世纪末，一种新的中产阶级文化已经成熟，他们有自己值得追随模仿的英雄，有自己百听不厌的故事，还有电脑这个能把各种游戏都集于一本的百宝箱，他们要诗干什么？因此，诗的被遗弃，并不能只从诗自己的命运中得到解释。不过，反过来说，诗和当代中产阶级文化之间这种紧张关系，也正好使诗成为挑战、对抗以至批判资本主义的潜在的最可贵的资源。金斯堡就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在他的诗中，看到了诗歌在当代生活中仍然可能，而且有必要存在的理由——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对正在席卷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秩序发出疑问。但是，作为尴尬地自己也处于中产阶级之中的诗人们对此是否有足够的自觉？我就不知道了。在怀念金斯堡的散文里，北岛说金斯堡坦白承认自己看不懂北岛的诗，然后北岛又用同样程度的坦诚表示，他也看不懂金斯堡的诗，这真让我吃了一惊。如果他们俩彼此都看不懂对方的诗，那他们的诗又是写给谁看的呢？
我想起一位美国朋友跟我讲的一个笑话，说美国每年只出三百本诗集，因为美国恰好有三百位诗人。这笑话很尖刻，可也反映出了当代诗写作的困境。本来，诗人以语言游戏来写诗，是对隐含着社会秩序的语言秩序的一种激烈的反抗，它也一度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可是，时至今天，如果这种游戏变成了仅仅是极少数人才能参与其中的高雅活动，或者，变成了一种无足轻重、不关痛痒的“反抗”，诗人们是否也应该做一点反省呢？是否可以对诗的未来做另一种想像呢？我要申明，这意思不是说，只有金斯堡那样的“嚎叫”才是诗的坦途。当然不是。实际上，当代诗歌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挑战人家，而是如何应付人家的挑战——是中产阶级社会正在窒息诗歌。在这种生死攸关的窒息面前，诗怎么能对自己的现状无动于衷，毫无怀疑呢？
徐晓是《今天》文学杂志最老的成员之一，她为了纪念《今天》创刊二十周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说到北岛的时候，徐晓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的、不苟言笑的、固执的，甚至有点古板的赵振开（北岛），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今天的北岛和他的创作。一九九四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泊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在二十世纪七○年代，北岛的怀疑，如同金斯堡的愤怒，曾经震动了千百万的中国人。我相信，怀疑是北岛的影子，会终生终世跟着他，无论他漂泊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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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金斯堡（1）
一
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一九八三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秘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是我的异类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五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刚到艾伦就请我和我妻子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作陪的一位中国朋友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气鬼。”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账，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络起来。一九九○年夏天，我们在首尔 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艾伦总是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韩国的官员们谈释放，谈。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中国诗人！”官员只好赔礼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我问艾伦为什么总是打领带。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们谈；再者呢，他狡猾地一笑，说：“不打领带，我男朋友的父母就会不喜欢我。”
在首尔，会开得无聊，我们俩常出去闲逛。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到处。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黏满蟑螂的胶纸。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吗打电话？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但实在太渴了，我们又去比划，作饮茶状。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艾伦?金斯堡（2）
晚上，我们来到首尔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没待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他们一眼认出了艾伦：“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他讲起凯鲁亚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他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我甚至可以想像，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色爬进窗户。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单地抛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二
下午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艾伦今天凌晨去世。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给盖瑞?施奈德打了个电话。盖瑞的声音很平静。他告诉我最后几天艾伦在医院的情况。医生查出他得了肝癌，还有个月可活。艾伦最后在电话里对他说：“伙计，这意味着再见了。”
我记得曾问过艾伦，他是否相信转世。他的回答含混，几乎是否定的。他信喇嘛教是受盖瑞的影响，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他家里挂着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师指点，每年都到密西根来参加禅习班。他和盖瑞不一样，信仰似乎不是通过内省获得的，而是外来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他的禅习班离我当时的住处不算远，他常从那儿打电话，约我过去玩，或溜出来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纳堡（ann arbor）有个喇嘛庙，住持是喇嘛的表弟，艾伦的师傅。在喇嘛教里他是个自由派，比如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众多喇嘛的攻击。我想他的异端邪说很对艾伦的胃口。艾伦请我去听他讲道。这是我有生头一回。说是庙，其实只是普通的房间布置成的经堂，陈设简朴，地板上散放着一些垫子。艾伦是贵宾，我又是艾伦的客人，于是我们被让到显要的位置，席地而坐。听众四五十，多是白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住持方头大耳，一脸福相。他先介绍了艾伦和我，然后开始讲道。那是一种东方的智慧，讲的都是为人之道，浅显易懂，毫不枯燥。艾伦正襟危坐，双目半闭。
艾伦?金斯堡（3）
东方宗教有一种宽厚的力量，息事宁人。再说对像艾伦这样西方的造反者来说，只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才能向其传统挑战。而艾伦在东方又恰恰选择了一种边缘化的喇嘛教，把自己和一块粗犷而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