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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1980年 北京
  《论语译注》 试论孔子 导言 例言 学而篇第一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冶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先进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曰篇第二十
  《论语》词典
  试论孔子
  (一)孔子身世
  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卽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卽公元前四七九年。终年实七十二岁。
  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见《左传》桓公元年和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出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殷商是奴隶社会,《礼记·表记》说:“殷人尚神”,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证明。孔子也说:“殷礼,吾能言之。”(3.9)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逐渐兴起的交替时期。孔子本人,便看到这些迹象。譬如微子篇(18.6)耦耕的长沮、桀溺,不但知道孔子,讥讽孔子,而且知道子路是“鲁孔丘之徒”。这种农民,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思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在孔子生前,鲁宣公十五年,卽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卽依各人所拥有的田
  地亩数抽收赋税,这表明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况。天下的土地全是天子的土地,天子再分封一些给他的宗族、亲戚、功臣和古代延续下来的旧国,或者成为国家,或者成为采邑。土地的收入,大部为被封者所享有,一部分还得向天子纳贡。土地的所有权,在天子权力强大时,还是为天子所有。他可以收回,可以另行给予别人。这种情况固然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以后还曾出现,如汉代初年,然而实质上却有不同。在汉代以后,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在奴隶社会,从事农业的基本上是奴隶,土地既是“王土”,当然不得自由买卖。鲁国的“初税亩”,至少打破了“莫非王土”的传统,承认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甚至为某一个人所有。一部《春秋左传》和其它春秋史料,虽然不曾明显地记载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但出现有下列几种情况。已经有自耕农,长沮、桀溺便是。《左传》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出生后五年或六年),申鲜虞“仆赁于野”,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鲁国的季氏“隐民多取食焉”,隐民就是游民。游民来自各方,也很有可能来自农村。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才能向各大氏族投靠。春秋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有时参与政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他偶然碰着秦国来侵的军队,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犒劳秦军,示意郑国早有准备。昭公十六年,郑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他出卖玉环。到春秋晚期,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一面做买卖。越国的大功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大发其财。这些现象应该能说明两点: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而购买力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尤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力是不容有较快较大发展的。于是乎又可以说明,田地可能自由买卖了,兼并现象也发生了,不仅雇农和游民大量出现,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物,经营田地和农产品。
  至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更容易地被打破。周天子自平王东迁以后,王仅仅享有虚名,因之一般士大夫,不仅不是“王臣”,而且各有其主。春秋初期,齐国内乱,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管仲和召忽本是公子纠之臣,鲍叔牙则是小白(齐桓公)之臣。小白得胜,召忽因之而死,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晋献公死后,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但另外很多人,却分别为公子重耳(晋文公)、公子夷吾(晋惠公)之臣。有的甚至由本国出去做别国的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为晋国所用的情事。卽以孔子而言,从来不曾做过“王臣”。他从很卑微的小吏,如“委吏”(仓库管理员),如“乘田”(主持畜牧者——俱见《孟子·万章下》),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才进入“大夫”的行列。鲁国不用他,他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无道”的卫灵公。甚至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之间),来叫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去。(17.7)这些事例,说明所谓“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迁,被人轻视,甚至完全抛弃了。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公元前五四六年,卽孔子出生后五、六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帀了弭兵大会。自此以后,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少了,而各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的你吞我杀,却多起来了。鲁国呢,三大氏族(季氏、孟氏、仲氏)互相兼并现象不严重,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死在晋国边邑干侯,鲁哀公出亡在越国,死在越国。
  这种动荡和变革,我认为是由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根据《左传》,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卽鲁襄公十年,鲁国三大家族便曾“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这就是把鲁君的“三郊三遂”(《尚书·费誓》)的军赋所出的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三家各有其一,而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各帅一军。但三家所采取的军赋办法不同。季氏采取封建社会的办法,所分得的人口全部解放为自由民。孟氏采取半封建半奴隶的办法,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叔孙氏则依旧全用奴隶制。过了二十五年,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分为四份,季氏得一半,孟氏和叔孙氏各得四分之一,都废除奴隶制。这正是孔子所耳闻目见的国家的大变化。在这种变革动荡时代中,自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主张。当时还谈不上“百家争鸣”,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孔子作为救世者,也有他的主张。他因而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还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16)
  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开之”。(5.26)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在卫国,被卫灵公供养,住了较长时间,晚年终于回到鲁国。大半辈子精力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他对后代的昀大贡献也就在这里。
  (二)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
  孔子的世界观,留在下面再谈。我们先讨论孔子思想体系卽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渊源。我认为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昀为可信的,来论定孔子的阶级地位、经历、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这就可以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
  第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巳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他自己说:“吾少也贱。”足以说明他的身世。他父亲,《史记》称做叔梁纥,这是字和名的合称,春秋以前有这种称法,字在前,名在后。“叔梁”是字,“纥”是名。《左传》称做郰人纥(襄公十年),这是官和名的合称。春秋时代一些国家,习惯把一些地方长官叫“人”,孔子父亲曾经做过郰地的宰(卽长官),所以叫他做郰人纥。郰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死去,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相传寡母名征在。寡母抚养孔子,孔子也得赡养寡母,因之,他不能不干些杂活。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9.6)鄙事就是杂活。委吏、乘田或许还是高级的“鄙事”。由此可以说,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到他自己,相隔太久了,失去了贵族的地位。他做委吏也好,做乘田也好,干其它“鄙事”也好,自必有一些共事的同伴。那些人自然都贫贱。难道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孔子也能够完全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么?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是鲁国人。在孔子生前,鲁国政权已在季、孟、仲孙三家之手,而季氏权柄势力又昀大。以季氏而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当奴隶制度衰落时,他分得“公室”三分之一,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到昭公五年,再“四分公室”,其它二家都学习他的榜样,全都采用封建军赋制度。这是他的进步处。但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到三十二年死在干侯,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国内照常安定自不必说,因为政权早巳不在鲁昭公手里。但季氏,卽叫季孙意如的,却一点也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国;鲁昭公死了,又立昭公之弟定公为君。这不能说是倒退的,也不能说是奇怪的,自然有它的原由。第一,正是这个时候,齐国的陈氏(《史记》作田氏)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鲁昭公三年晏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种预言,叔向也向晏婴透露了他对晋国公室削弱卑微的看法。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季氏还没有胆量帀这一先例。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齐、秦、晋、楚这些强大之国,能不以此为借口而攻伐季氏么?第二,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后代的国家,当时还有人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还说:鲁“犹秉周礼”(闵公元年)。周礼的内容究竟怎样,现在流传的周礼不足为凭。但周公姬旦制作它,其本意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可以肯定的。这种传统在鲁国还有不小力量,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孔子对于季氏对待昭公和哀公的弁度,是目见耳闻的,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是孔子没有评论呢?还是没有传下来呢?弄不清楚。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卽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卽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当时的鲁国,
  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卽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
  第三,孔子自己说“信而好古”。(7.1)他的学子子贡说他老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9.22)孔子自己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可见孔子的学习,不但读书,而且还在于观察别人,尤其在“每事问”。(3.15)卽以古代文献而论,孔子是非常认真看待的。他能讲夏代的礼,更能讲述殷代的礼,却因为缺乏文献,无法证实,以至于感叹言之。(3.9)那么,他爱护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由《论语》一书来考察,他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9.15)命令儿子学诗学礼。
  (16.3)自己又说:“五十以学《易》。”(7.17)《易》本来是用来占筮的书,而孔子不用来占筮,却当作人生哲理书读,因此才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引用《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结论是“不占而已矣”。(13.22)他征引过《尚书》。他也从许多早已亡佚的古书中学习很多东西。举一个例子,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他曾为仁作一定义“克己复礼”。(12.1)然而这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的话,在古代一种“志”书中,早有“克己复礼,仁也”的话。那么,孔子答对颜回“克己复礼为仁”,不过是孔子的“古为今用”罢了。孔子对他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16.13)这本是孟僖子的话,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说这话时,孔子还不过十七、八岁,自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足见孔子读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吸取了他认为可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小影响。
  第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有的不加评论。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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