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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反过来也可从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又是郑国昀有名、昀有政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孔子对他极为赞扬。郑国有个“乡校”，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在那里议论朝廷政治，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不肯，并且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时孔子至多十一岁，而后来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极有限的民主作风，足见他对待当时政治的弁度。他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智）”。其中有压抑贤良展禽（柳下惠）一事（《左传》文公二年），而又赞许公叔文子大力提拔大夫僎升居卿位。用人唯贤，不准许压抑贤良，这也是孔子品评人物标准之一。又譬如晋国有位叔向（羊舌佾），当时贤良之士都表扬他，喜爱他。他也和吴季札、齐
晏婴、郑子产友好，孔子对他没有什么议论，可能因为他政治弁度过于倾向保守罢。春秋时代二三百年，著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他们的言行，或多或少地影响孔子。这自是孔子思想体系渊源之一。
以上几点说明，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三）孔子论天、命、鬼神和卜筮
孔子是殷商苗裔，又是鲁国人，这两个国家比其它各国更为迷信。以宋国而论，宇宙有陨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常见之事，宋襄公是个图霸之君，却还向周内史过问吉凶，使得内史过不敢不诡辞答复。宋景公逝世，有二个养子，宋昭公——养子之一，名“得”，《史记》作“特”——因为作了个好梦，就自信能继承君位。这表示宋国极迷信，认为天象或梦境预示着未来的吉凶。至于鲁国也一样，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占筮（《左传》襄公九年）；叔孙穆子刚出生，也用《周易》卜筮（《左传》昭公五年）；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既用龟甲卜，又用蓍草筮（《左传》闵公二年），而且听信多年以前的童谣，用这童谣来断定鲁国政治前途。这类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荒谬。其它各国无不信天、信命、信鬼神。这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唯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又有勇气的，才不如此。以周太史过而论，他认为“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因为不敢得罪宋襄公，才以自己观察所得假“陨星”以答。以子产而论，能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却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传和惊乱，不敢作勇敢的否定，恐怕一则不愿得罪晋国执政大臣赵景子，二则也不敢过于作违俗之论罢！
孔子是不迷信的。我认为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篇》）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东西。所谓“存而不论”，用现代话说，就是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或无。实际上也就是不大相信有。
孔子为什么没有迷信思想，这和他治学弁度的严谨很有关系。他说过，“多闻阙疑”，“多见阙殆”。（2.18）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足见他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思”什么呢？其中至少包括思考某事某物的
道理。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卜筮，相信鬼神，孔子却想不出它们存在的道理。所以他不讲“怪、力、乱、神”。（7.21）“力”和“乱”，或者是孔子不愿谈，“怪”和“神”很大可能是孔子根本采取“阙疑”、“存而不论”的弁度。臧文仲相信占卜，畜养一个大乌龟，并且给它极为华丽的地方住，孔子便批评他不聪明，或者说是愚蠢。
（5.18）一个乌龟壳怎能预先知道一切事情呢？这是孔子所想不通的。由于孔子这种治学弁度，所以能够超出当时一般人，包括宋、鲁二国人之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17）不但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卽六合之内，也有存而不论的。
我们现在来谈谈孔子有关天、命、卜筮和鬼神的一些具体说法和看法。我只用《论语》和《左传》的资料。其它古书的数据，很多是靠不住的，需要更多地审查和选择，不能轻易使用。
先讨论“天”。
在《论语》中，除复音词如“天下”、“天子”、“天道”之类外，单言“天”字的，一共十八次。在十八次中，除掉别人说的，孔子自己说了十二次半。在这十二次半中，“天”有三个意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自然之天仅出现三次，而且二句是重复句：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19）巍巍乎唯天为大。
（8.19）
义理之天，仅有一次：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
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较多，依出现先后次序録述它：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8）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吾谁欺，欺天乎！（9.12）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另外一次是子夏说的。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这话子夏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呢？很大可能是听孔子说的，所以算它半次。
若从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来说，不过三、四种。一种是发誓，“天厌之”就是当时赌咒的语言。一种是孔子处于困境或险境中，如在匡被围或者桓魋想谋害他，他无以自慰，只好听天。因为孔子很自负，不但自认有“德”，而且自认有“文”，所以把自己的生死都归之于天。一种是发怒，对子路的弄虚作假，违犯礼节大为不满，便骂“欺天乎”。在不得意而又被学生引起牢骚时，只得说“知我者其天乎”。古人也说过，疾病则呼天，创痛则呼父母。孔子这样称天，并不一定认为天真是主宰，天真有意志，不过藉天以自慰、或发泄感情罢了。至于“获罪于天”的“天”，意思就是行为不合天理。
再讨论“命”，《论语》中孔子讲“命”五次半，讲“天命”三次。也罗列于下：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6.10）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14.36）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0.3）
同“富贵在天”一样，子夏还听他说过“死生有命”。关于“天命”的有下列一些语句：
五十而知天命。（2.4）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16.8）
从文句表面看，孤立地看，似乎孔子是宿命论者，或者如《墨子·天志篇》所主张的一样是天有意志能行令论者。其实不如此。古代人之所以成为宿命论者或者天志论者，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以至社会现象不能很好理解的缘故。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认为对宇宙现象不可能有所知，因此也不谈，所以他讲“命”，都是关于人事。依一般人看，在社会上，应该有个“理”。无论各家各派的“理”怎样，各家各派自然认为他们的“理”是正确的，善的，美的。而且他们还要认为依他的“理”而行，必然会得到“善报”；违背他们的“理”而行，必然会有“凶恶”的结果。然而世间事不完全或者大大地不如他们的意料，这就是常人所说善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反而能够荣华富贵以及长寿。伯牛是好人，却害着治不好的病，当孔子时自然无所谓病理学和生理学，无以归之，只得归之于“命”。如果说，孔子是天志论者，认为天便是人间的主宰，自会“赏善而罚淫”，那伯牛有疾，孔子不会说“命矣夫”，而会怨天瞎了眼，怎么孔子自己又说“不怨天”呢？（14.35）如果孔子是天命论者，那一切早已由天安排妥当，什么都不必干，听其自然就可以了，孔子又何必栖栖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呢？人世间事，有必然，有偶然。越是文化落后的社会，偶然性越大越多，在不少人看来，不合“理”的事越多。古人自然不懂得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这两者的关系，由一般有知识者看来，上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可解的谜，孟子因之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这就是把一切偶然性，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这就是孔、孟的天命观。
孔子是开疑鬼神的存在的。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12）祭祖先（鬼）好像祖先真在那里，祭神好像神真在那里。所谓“如在”“如神在”，实际上是说并不在。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就婉言拒绝。
（7.35）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假使孔子真认为天地有神灵，祈祷能去灾得福，为什么拒绝祈祷呢？为什么赞美楚昭王“知大道”呢？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答说：“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能去服事死人？”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答说：“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11.12）足见孔子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事。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3.3）孔子对死和鬼的问题，回避答复，也是这种表现。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讲究祭祀，讲孝道，讲三年之丧呢？我认为，这是孔子利用所谓古礼来为现实服务。殷人昀重祭祀，昀重鬼神。孔子虽然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却不去公帀否定它，而是利用它，用曾参的话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9）很显然，孔子的这些主张不过企图藉此维持剥削者的统治而已。
至于卜筮，孔子曾经引《易经》“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结论是不必占卜了。这正如王充《论衡·卜筮篇》所说，“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依刘盼遂《集解》本校正）。
（四）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像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历史数据可以肯定。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18.5）
荷筱丈人、（18.7）石门司门者（14.38）和微生亩（14.32）等等。孔子自己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1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拔。孔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但这种“席不暇暖”（韩愈：〈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孔子不清楚？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中原各国，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四卿——韩、赵、魏和知伯。《左传》昀后载知伯被灭，孔子早“寿终正寝”了。齐国陈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14.21）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而处于“陪臣执国命”（16.2）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所作为。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楚国又被吴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边境，和叶公相见。（13.16，又 7.19）纵然有极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3.24）但在二千多年以前，要对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凭借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徒抱大志，感叹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我认为尧曰篇“谨权量，审法度”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主张。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充足，军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