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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昀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它弟子比较起来为昀多。除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1。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而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着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着笔当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2。
1谥法在什么时候才兴起的，古今说法不同。历代学者相信《逸周书·谥法解》的说法，说起于周初。自王国维发表了〈遹敦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以后，这一说法才告动摇。王氏的结论说：“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又说：“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这一说法较可信赖。郭沫若先生则说“当在春秋中叶以后”（《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又《两周金文辞大系·初序》），这结论则尚待研究。至于疑心“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谥法之起源〉），甚至说“起于战国中叶以后”（《文学遗产》一一七期〈读了关于《周颂·噫嘻篇》的解释）〉，那未免更使人开疑了。郭先生的后一种结论，不但在其文中缺乏坚强的论证，而且太与古代的文献材料相矛盾。即从《论语》看（如“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从《左传》看（如文公元年、宣公十一年、襄公十三年死后议谥的记载），这些史料，都不能以“托古作伪”四字轻轻了之。因而我对旧说仍作适当保留。唐人陆淳说：“《史记》、《世本》，厉王以前，诸人有谥者少，其后乃皆有谥。”似亦可属余说之佐证。
2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有《论语编纂年代考》（附于其所著《史记编述年代考》内）。谓《论语》编纂年代为纪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400年（子思卒年）之间。虽然其论证与我不同。但结论却基本一致。
（三）“论语”的版本和真伪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鲁论》和《齐论》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 “《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则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略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于是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地(也)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开疑《论语》。至于崔述用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四）略谈古今“论语”注释书籍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它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昀（1724—1805）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左右。新、旧《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録》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我曾经说过，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
《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它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其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帜，便于查考。
（2）
《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
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清代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一 1820）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着。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
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
值得参考。
例言
一、在本书中，著者的企图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的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也能起一些阶梯作用。
二、《论语》章节的分合，历代版本和各家注解本互相间稍有出入，著者在斟酌取舍之后，依照旧有体例，在各篇篇名之下，简略地记述各重要注解本的异同。
三、《论语》的本文，古今学者作了极为详尽的校勘，但本书所择取的只是必须对通行本的文字加以订正的那一部分。而在这一部分中，其有刊本足为依据的，便直接用那一刊本的文字；不然，仍用通行本的文字印出，只是在应加订正的原文之下用较小字体注出来。
四、译文在尽可能不走失原意并保持原来风格下力求流畅明白。但古人言辞简略，有时不得不加些词句。这些在原文涵义之外的词句，外用方括号[]作标志。
五、在注释中，著者所注意的是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考证等等，依出现先后以阿拉伯数字为标记。
六、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为便于读者查究，有时注明出处，有时略举参考书籍，有时也稍加论证。
七、字音词义的注释只限于生僻字、破读和易生歧义的地方，而且一般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注音一般用汉语拼音，有时兼用直音法，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直音法力求避免古今音和土语方言的歧异。但以各地方言的纷歧庞杂，恐难完全避免，所以希望读者依照汉语拼音所拼成的音去读。
八、注释以及词典中所用的语法术语以及其所根据的理论，可参考我的另一本着作《文言语法》（北京出版社出版）。
九、《论语》中某地在今日何处，有时发生不同说法，著者只选择其较为可信的，其它说法不再征引。今日的地名暂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这本书是依据 1975年底由公安部编成的。
十、朱熹的《论语集注》，虽然他自己也说，“至于训诂皆仔细者”（《朱子语类大全》卷十一），但是，他究竟是个唯心主义者，也有意地利用《论语》的注释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因之不少主观片面的说法；同时，他那时的考据之学、训诂之学的水平远不及后代，所以必须纠正的地方很多。而他这本书给后代的影响特别大，至今还有许多人“积非成是”，深信不疑。因之，在某些关节处，著者对其错误说法，不能不稍加驳正。
十一、《论语》的词句，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讲解。一方面，是由于古今人物引用《论语》者“断章取义”的结果。我们不必去反对“断章取义”的做法（这实在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不要认为其断章之义就是《论语》的本义。另一方面，更有许多是由于解释《论语》者“立意求高”的结果。金人王若虚在其所著《滹南遗老集》卷五中说：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或训‘焉’为‘何’，
而属之下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或读‘不’为‘否’而
属之上句（著者案：当云另成一读）。意圣人至谦，必不肯言人之莫己
若；圣人至仁，必不贱畜而无所恤也。义理之是非姑置勿论，且道世之
为文者有如此语法乎？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于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
可遽从，况未高乎？”
我非常同意这种意见。因之，著者的方针是不炫博，不矜奇，像这样的讲解，一概不加论列。但也不自是，不遗美。有些讲解虽然和“译文”有所不同，却仍然值得考虑，或者可以两存，便也在注释中加以征引。也有时对某些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讲解加以论辨。
十二、本书引用诸家，除仲父及师友称字并称“先生”外，余皆称名。
十三、本书初稿曾经我叔父遇夫（树达）先生逐字审读，直接加以批改，改正了不少错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