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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着有《法经》（《晋书·刑法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先生。稷下可能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愍王、襄王，垂及王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弟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李悝[卽李克]着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的学习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
（16.9）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似乎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孔子答复是，不懂得就问，正是礼。（3.15）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就是说，在交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面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哪里都去学习。（19.22）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值得敬佩而采取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7.2，又34）而且毫无隐瞒。（7.24）元好问〈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昀紧要处，昀关键处，俗话说的“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三年而后
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7.8）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帀门招生，学费又非常低廉，只是十条肉干，
（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兄弟，仅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鸡，佩豭豚”，简直像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第。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帀的。
导言
（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
《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裹，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的说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论语”这样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傅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的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1。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1吴骞《经说》因《坊记》有“论语”之称，便认它是汉人所记，固属武断；而沈约却说《坊记》是子思所作，也欠缺有力论证。
（二）“论语”的作者和编着年代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个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对它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为之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
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
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面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都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考信録》据此来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着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