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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反映了我们对所能够交往的对象的不满。愤世嫉俗的人都不过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事物的要求标准很高，达到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程度。用尚福尔的话说：“我们往往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看作是不喜欢人际交往的人。这样的说法就像把一个不愿在深更半夜去邦迪森林散步的人看作是不喜欢散步的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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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在他们各自独立的研究中提出，我们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而不是遵循来自外部的赞扬或谴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在一个随机形成的人群中看起来是什么形象，而在于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形象。用叔本华的话说：“只有击中目标的谴责才能使我们受到伤害。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他不应该受到某种谴责，那么他可以满怀把握地对此不屑一顾。”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遁世哲学的建议，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在维护我们身份方面所采取的幼稚做法——这是一个我们永远都无法完成的工作，因为它在理论上要求我们跟任何一个对我们抱有负面评价的人进行决斗，将其杀死——只有接受了遁世哲学的建议并放弃了这种幼稚的做法，我们才能够在严密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对自己价值的正确认识，并从中获得一种可靠而有根有据的满足感。
第二章 艺术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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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到底有何用处？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人们普遍在问这同一个问题，根据好多评论家的观点，答案是：艺术没什么用处。并非是艺术建造了大型工业城市，修筑了铁路，挖掘了运河，扩张了帝国，或使英国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事实上，恰恰好像就是艺术能够削弱那些使这一切成就得以
实现的素质；长期耽溺于艺术会产生一定的危险，会导致阳刚之气的丧失，会形成过于内向的性格、同性恋的倾向、痛风病和失败主义。在1865年的一次演说中，来自伯明翰的下院议员约翰·布赖特把有文化修养的人士称为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他们享有盛誉的惟一理由就是“对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两种死去的语言了解了一些皮毛”。牛津大学老师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对长期浸淫于文学、历史或绘画的好处持有同样刻薄的观点。“文化修养对那些为新书写评论的人而言、对那些以文学为业的人而言，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素质，”他承认，但“如果将其用于日常生活或政治生活中，文化修养仅仅体现为对吹毛求疵的癖好、对个人安逸的追求，以及在行动中的优柔寡断。文化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可怜的一种人。他们在迂腐不化和缺乏理智方面无人能及。对他们来说，任何想法都不会显得虚无缥缈，任何目的都不会显得脱离实际”。
当这些以实用价值为取向的艺术毁谤者，四处寻找艺术缺陷的例证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在英国文坛上，最易招人攻击的目标就是诗人兼批评家马修·阿诺德。他是牛津大学的诗学教授，发表过薄薄的几部感伤诗集，在学者圈子里声誉甚佳。阿诺德习惯于拿着顶端镶有银子的手杖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溜达，他也喜欢用平稳的、高声调的声音说话，引人注目地蓄着长长的络腮胡须，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向两边，但最糟糕的是，他居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为公众所做的一些讲座中，轻率地提出艺术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追求。在他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人们第一次能够用一个早晨从伦敦出发到达伯明翰，并且大不列颠已经为自己挣下了世界工厂的名声的时代。《每日电讯报》作为工业体制和君主制度的坚决维护者，被阿诺德的言论深深地激怒了。它把阿诺德称为“优雅的耶利米先知”和“循循善诱的大祭司”，嘲弄地指责他想要诱惑勤奋工作、通情达理的人们“扔下自己的店铺和职责，去背诵诗词、吟唱歌谣和阅读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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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一直对这个玩笑一笑置之，但到了1869年，他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因此动笔写了一本书，来系统地讲述他所坚持认为的艺术的目的和艺术为何在人类生活中举足轻重——甚至对发明了折叠雨伞和蒸汽机的一代人来说，依然如此。
阿诺德在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开始就列举了种种加诸于艺术的责难。他说在多数人看来，艺术微不足道，别无所长，仅仅是“涂抹在人类伤痛上的加了香料的油膏，是为优雅的懒惰呆钝状态大做宣传的宗教，而且使它的信徒拒绝致力于消除罪恶。艺术的缺陷经常被概括为脱离实际，或者——如同很多批评家熟悉的说法一样——都是胡言乱语，不可理喻”。
阿诺德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绝对不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不管艺术对“《每日电讯报》的年轻名流”来说是何等地脱离实际，它提供给我们的不是其他，而是对生存中的缺陷的解释和解决方法。
仔细研读伟大艺术家的作品，阿诺德认为，你就会发现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致力于消除人类的错误，澄清人类的混乱，降低人类的痛苦”。阿诺德说，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心怀一种愿望，“使这个世界变得比它原有的状态更加美好，更加幸福”。他们很可能没有使用明确的政治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愿望，他们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此种愿望，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有一个声音在谴责现有社会的种种弊端，总有一种努力在试图纠正我们的谬误，教育我们如何去发现美丽，帮助我们了解痛苦，重新点燃我们对事物的敏感，通过让我们忧伤或大笑，培养我们感同身受的能力或使我们的道德观念平衡发展。阿诺德的结论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所在。阿诺德说，艺术是“对生活的批判”。
3、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或许首先所能想到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生活是一个需要批判的现象，我们犯有原罪，具有各种缺陷，每时每刻都有犯错误的危险，例如对错误的目标进行顶礼膜拜，对自己蒙昧无知，对他人一味误解，毫无必要地满怀焦虑或贪欲重重，以及让虚荣和错误蒙蔽了自己的本性。艺术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绘画或电影——可庄可谐，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潜移默化地向我们揭示我们的生活状态。它们有助于引导我们更正确、更审慎、更理智地理解世界。
鉴于最需要批判（或洞察和分析）的莫过于我们对身份以及如何获得身份的态度，因此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地发现，古今中外有众多的艺术家通过各自的作品，对人们在社会中获得地位的方式提出质疑。艺术史充满了对身份体系的不满，这种不满可以是讥讽的、愤怒的、抒情的、沮丧的或幽默的。
【艺术与势利】
1、
简·奥斯丁于1813年春天开始动手写《曼斯菲尔德庄园》，次年完成发表。小说主人公是芬妮·普莱斯，一个羞涩、谦和的年轻女孩。她的家在朴次茅斯，极其穷困潦倒。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和开支，她接受了姨父托马斯爵士和姨妈伯特伦夫人的邀请，前往他们宏伟堂皇的家——曼斯菲尔德庄园，跟他们和他们的4个孩子一起居住。伯特伦家族在英国郡内地位显赫，左邻右舍在谈到他们的时候充满了敬畏之情；他们有两个生性轻佻的女儿，玛丽亚和朱丽姗，都是十几岁年纪，有充足的钱用来购买衣物．每人都拥有自己的马；他们的大儿子叫汤姆，傲慢自大、轻率愚钝，把所有的光阴都打发在伦敦的俱乐部里，花钱交了一批酒肉朋友，期待着父亲早点死去，这样他就可以继承
家业和爵位。虽然托马斯·伯特伦和他的家人都深谙英国上层阶级惯常的自谦做法，但他们从来都不会忘记(当然也绝不允许别人忘记）他们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拥有一个大型庄园所带来的各种荣耀——在下午茶和晚宴之间的那段安静时光里，可以看见鹿在他们的庄园上四处溜达。
芬妮虽然能够同伯特伦一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她永远不可能与他们处于平等的地位。她所能享受到的一切都取决于托马斯爵士的决定：她的表兄表姐对她屈尊俯就，一派居高临下的姿态；邻居们对她的态度比较复杂，既有猜忌，又不乏怜悯：家里所有的人像对待侍女那样对待她，虽然喜欢她做伴，但没有任何必要在乎她的感情。
在芬妮到达曼斯菲尔德庄园之前，这个家庭对即将到来的寄宿者充满了焦虑，奥斯丁让我们偷听了他们的谈话。“我希望她别欺负我可怜的哈巴狗，”伯特伦夫人说。孩子们则很想知道芬妮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她是否会讲法语，是否能够背诵英国国王和女王的名字。虽然是托马斯·伯特伦爵士本人向芬妮的父母提出的邀请，但他还是准备接受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很可能会在她身上发现很多看不顺眼的东西，我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因为也许我们即将面对的是鄙俗无知、见解庸俗，以及令人沮丧万分的粗野行为。”伯特伦夫人的姐姐诺里斯夫人认为，应该从一开始就告诉芬妮，她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他们中的一员。托马斯爵士主张，“我们应该让她记住，她不是一位伯特伦小姐。我会很高兴地看到芬妮和她的表姐们能够融洽地相处，但她们不能平等交往。她们的地位、财产、权利和前途永远都是大相径庭的。”
芬妮的到来似乎证实了全家人对那些没有在大庄园长大的人怀有的偏见。朱丽娅和玛丽亚发现芬妮只有一条像样的裙子，不会说法语，孤陋寡闻。”你想想，我表妹连欧洲的地图都拼不到一起，”朱丽娅告诉她姨妈和她母亲，“她都说不出俄国最主要的河流，她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小亚细亚——太奇怪了！你们听说过这样笨的人吗？你们都想不到，我昨晚问她去爱尔兰该怎么走，她说应该取道怀特岛。’‘亲爱的，’诺里斯夫人回答说，‘这确实很稽，虽然你和你姐姐有非常棒的记忆力，你可怜的表妹有可能一点记忆力都没有。你得容忍她这样，你得同情她的缺陷。”
但简·奥斯丁并没有仓促下结论，到底谁有缺陷或在何种方面有缺陷，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时间继续往前推进才能明了。大约在10年左右时间里，奥斯丁耐心地随着芬妮穿行于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门廊和客厅，倾听她在花园散步或存卧室休息时所说的话，阅读她的书信，偷偷地观察她的家人，密切关注她眼睛和嘴角的细微动作；奥斯丁还深入她的内心。就在这个过程中，奥斯丁逐渐明白了一种罕有的平和的美德。
不同于朱丽娅和玛丽亚，芬妮毫不在乎一个青年男子是否拥有宽敞的房子或贵族头衔，她因表哥汤姆满不在乎的残忍和无知而深受伤害，她在她姨妈对邻居的经济状况进行品头论足的时候悄然离去。同时，芬妮的这些亲戚们，虽然身份显赫，属于本郡的名门望族，但他们在另外一个身份体系——根据小说家的欣赏倾向而形成的等级体系——里的位置则不容乐观。玛丽亚和她的追求者，拉什沃思先生，可以拥有马匹、房屋和遗产，但简·奥斯丁对他们为何相爱心知肚明，对此她不会轻易忘记：
“拉什沃思先生一开始就为伯伦特小姐的美貌所倾倒，打算娶她，而且马上认为自己爱上她了。 21岁的玛丽亚已经开始把结婚看作一种责任；而与拉什沃思先生结婚，可以使她享受大笔远胜于她父亲的财富，还可以保证她在伦敦拥有一幢住宅，只要有可能，嫁给拉什沃思先生是她目前首当其冲的任务。”
《名人录》和《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可能会对玛丽亚和拉什沃思先生心怀崇敬。但是在小说中的这段文字之后，奥斯丁再也不会对他们心怀崇敬，而且她也不会允许读者有这种想法。小说家摒弃了以社会地位为依据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强调财富与权力的作用；转而采用一种以道德为依据的判断标准，而这个标准强调一个人素质的价值。通过后一个标准，位高权重的人可以显得很渺小，而那些被社会遗忘、离群索居的人可以显得很高大。在这部小说的世界里，人们道德素养的高低与财富的多寡并不直接相关。举止得体的富人并不一定就具有美德，而缺乏正规教育的穷人也并不一定就缺乏美德。持有美德的人很可能是一个丑陋的瘸腿男孩，一个穷困潦倒的看门人，一个阁楼上的驼背，或对地理知识一无所知的女孩。芬妮固然没有华贵的衣服可穿，也无钱可花，对法语一窍不通，但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临近结尾的时候，因为她高贵的灵魂使她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而家里的其他成员虽然具有贵族头衔，在社会上也各有建树，但在道德上却陷入一片混乱。托马斯·伯特伦爵士让势利毁掉了他所有孩子的教育，他的两个女儿为钱嫁了人，各自为自己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