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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而上学统统是语言病的产物。【但这并不表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议论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表明形而上学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庸人自扰，反倒应该说，形而上学成为一门显学以及理性用智成为一种必须都提示，人类的自然生存形势及其感应依存形态正在逐步趋于危在和伪在的方向，亦即人类的求存代偿进度正在跨入一个愈来愈精神化的崭新而虚妄的境界。因此，柏拉图的哲学思考应可视为是人类智质进化的里程碑和自然感应代偿的新阶段，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使随后的“休谟陷阱”有了得以发现和化解的内在参照系。尽管这样一来，我们确实堕入了感知效应越来越失真以及纠错频率越来越紧迫的恶性循环之中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2．但凡借助于逻辑上的归纳法来求知，则获知者之所知注定成为只能证伪不能证明的偏见，然后，你还必须用这种以偏概全之知作为验证所知的根据，因此到头来依旧不过是一局彻头彻尾的武断罢了。譬如说，此一天鹅是白色的，彼一天鹅也是白色的，于是得出凡天鹅皆为白色之结论。可你毕竟未能一一考察世间所有的天鹅而使之穷尽，因此作为一项证明是无效的。虽然如此，你还是得将上述结论作为有效证明姑且武断地接受下来，否则，你可能陷于永无所知的困境。如果有一天，澳洲的黑天鹅作为有效的证伪项亦被归纳进来，你的所知不免顷刻间崩溃，而且，为了谨慎起见，你最好不要再对天鹅的颜色作什么结论，尽管诸事皆处于这种无知状态又为你的生存所不允许。可见，归纳法是如此糟糕的武断求知之法：它要么导致误知，要么导致无知。然而你却不能因此就说，以前的误知还不如今天的无知，因为终究得靠武断的误知才使知者有知。【休谟是一个经验论者，他的“知识源于感觉经验”之说，是对柏拉图的“知识源于理念回忆”之说的纠偏。但他首次发现，从单称判断和特称命题的系列中不可能导出全称判断和普遍命题（一切合规律性的知识、见解以及科学理论均属普遍命题），从而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是从特殊过渡到一般”的错误结论，也就是我们大家所坚信不疑的“新知来源于积累”的那种错误（是谓“休谟陷阱”或“休谟问题”），这给康德造成很大震动，促使康德重新思考知识的起源问题，康德后来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学说实际上就是对柏拉图理念论和休谟不可知论的一次综合，也是为遭到否定的归纳法寻求出路的一次必要而又难免含混的尝试。】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精神哲学的感应属性增益原理（9）
3．但凡借助于逻辑上的演绎法来求知，则获知者之所知注定成为只能证明不能证伪的偏见，而且，由于你借以进行推演的根据恰恰来自于有限的归纳，因此看起来似乎成立的证明其实不过是建立在武断基础上的武断而已。譬如说，凡天鹅皆是白色的，若澳洲有天鹅，则可得出澳洲的天鹅亦为白色之推论。单从逻辑出发，此项证明成立，然而，对于这项证明的可靠性，你却根本无从求证，即完全没有逻辑上的证伪之余地。因为如果你去实地考察，发现澳洲的天鹅竟有黑种，则作为证伪这已是归纳法的证伪，而不是演绎法的证伪了。除非你借以进行演绎的根据全不与归纳相关，而是来自于所谓纯粹逻辑的公设和推导（假如神学、形而上学、几何学或数学演绎算是如此的话），然则你又不免陷入前述1项那个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循环论证之窠臼。【基于对休谟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对科学史的深入考察，波普尔（k·r·popper）一反过去那种“观察——理论——再观察”的俗套，提出了“理论——观察——新理论”亦即“猜测——证伪”的知识创新思维模式，并指出一切学识的科学性与其可证伪性相一致，即科学性愈高，可证伪度就愈大（神学、占星术、形而上学以及所有那些以信仰为前提、以归纳为佐证的颠扑不破的学说都一概与科学无缘，是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这既是对康德先验综合演绎论的更明快的表述，也是对科学创新起于“猜想”和“假说”这一历史事实的哲学性确认。然而，倘若非科学是不证即伪的学识，而科学又是凡证皆伪的学识，那么，包括归纳法和演绎法在内的一切人类思想成果，其可靠性或有效性的基点又在哪里呢？这是波普尔哲学必将面临却无从回答的一个大难题——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波普尔悬念”，留待以后解惑。】
如此看来，不自觉的武断同样是“理性之知”的前提。
第六十七章
那么，武断之知可否谓之为“知”？或者问得更贴切一些，即武断之知如何成其为“知”？
这个问题可以借助于反证的方法来求解，即通过抽掉那个潜在的武断基础，看看“认识”的格局还能否达成。
哲学上一般是这样划分的：指谓具体之对象或存在物的学问乃为一般的学问或科学的学问，而对“指谓”本身加以指谓的学问就是哲学或形而上学。前者是在形而上之中求知，后者是对形而上本身研修；前者表达为指谓存在的存在者与指谓对象（即“感应对象”）的依存关系，后者表达为指谓存在的存在者对自身状态（即“感应属性”）的自我意识。
然而，这里马上发生了一个悖论——
作为前者，他虽然自以为知道自己所关注的“对象”为何物，但由于他全然不知自己借以关注对象的那个“关注”本身为何物，即不知自身之“能指”如何作用于“所指”，因而其“所指”究竟为何物到底仍旧是一个疑团；【所以，纵然是身为科学泰斗的爱因斯坦亦不太那么自信，故有斯言：“一切科学，不论自然科学还是心理学，其目的都在于使我们的经验互相协调并将它们纳入逻辑体系。”（引自《相对论的意义》）显然，此处已先有一个必须对“经验”和“逻辑体系”之类的东西加以澄清的问题存在。】bookbao8.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精神哲学的感应属性增益原理（10）
作为后者，他其实根本找不见那个形而上的“能指”本身，一如眼睛看不见眼球自己一样，他所谓的“能指”必是已经包含着某种“所指”的“能指”，就像一旦说到“视力”（“能视”）必得借助于某个“所视”才可以将“能视”抽象出来一样。既往那些具体化了的“能指”（如知性、逻辑、精神等等）因此皆已成为“所指”，犹如眼睛一旦看到了“眼球”，那眼球对于“能视者”来说已是摆在解剖台上的“所视”而不是“能视”了。【所以，从柏拉图到贝克莱，举凡企图以究察“能指”来澄清“所指”者，非但未能说明“能指何以能指”，反而终于连“所指”与“能指”何者真存都一概迷失了。为此，维特根斯坦不无道理地指出，“形而上学的主体”（此处不是指“人、人体或心理学上所说的人的灵魂”《逻辑哲学论》（），而是指“形而上本身”或“能指”）是缺乏真值条件或真值函项的无意义命题或假命题；“命题能表述整个实在，但它们不能表述它们为了能表述实在而必须和实在共有的东西——即逻辑形式”（），因此属于“不可说，而是显示其自己”（）的东西，而“真命题之总和即是全部自然科学”（）。】
结果，我们终于陷入一无所知。【反之，假若爱因斯坦或维特根斯坦不去对那个“潜在的武断”加以质疑，则知者非但无疑于其“知”，通常倒是自以为这个一时所得的“武断之知”就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显现”。】
于是，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武断才成全了“知”。
第六十八章
“武断”一词，就其原意而言，是“以无知为知”的称谓。也就是说，如果从一般概念上推论，则“知”不成立。【请注意，倘若你以为这只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诡辩，我建议你仔细重阅前面的各个章节，并切实逐句弄懂弄通，否则下文简直不堪卒读。】
但无可否认的是，人们历来觉得自己确有所“知”，而且，唯因有“知”，才得以生存。
若然，则须发一问：所“知”者何？
对于正常人，此问无由发生，因为“所知”是什么，早在所知之中给出。譬如有问：“人是什么？”答曰：“人就是人。”诚然这只是一句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即谓语中之所予丝毫也不比主语中之所求多出什么，然而这并不说明答得不对，反而表明问得多余，即原本就不会有此一问。【所以，逻辑学的第一法则就是同一律（a＝a），而同一律无非就是“武断律”，或者说，无非就是自为性存在者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意识化确认（或“意识化武断”），它相当于一般物质对其自在存在状态的无意识确定（或“无意识武断”），即与无须为自身之存在发生疑问的自在物仅以自身之存在就无意识地确定了存在（a在＝a在）是出于同样的规定。是故，确认者常常不自觉这其间已发生了一个加以确认（或“加以武断地确定”）的过程，即“能知”的中介——由以达成“能知”与“能在”的统一。】
一旦有所“问”，则表明问者发生了存在上的动摇，是为“疑惧”（海德格尔那种“无由而畏，无所为畏”的此在之“畏”即源于此）。譬如有问：“那红色的东西是否可食？”乃是由于问者已面临饿毙之险，倘若意识或逻辑给予的答复是：“那红色的东西（假设为一草莓）既可食又不可食”，则问者危矣。即是说，“问”是出于对自存和他存皆不能确定而发，而且首先是由于自存的不确定性（或“自存的非武断性”），才相应造成对他存的有待确定状态（或“有待武断状态”）；“知”是对此种不确定状态的一种代偿，既为代偿，则“知”（即“加以确定”或“加以武断”）的程度自与“疑”（即“失于确定”或“失于武断”）的程度相当，是为“致知”。【所以，逻辑学上的其余法则（如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等等）本质上都是同一律发生了迷惘的产物，或者说都是为了保持同一律之为武断律的“失稳辅助装置”。是故，致知者一旦有所知， 那“所知”即还原为同一律的确认状态或武断状态（亦即还原为存在者的存在“确定”状态）——由以达成“所知”与“能知”的统一。】书包 网 bookbao8. 想看书来书包网
精神哲学的感应属性增益原理（11）
换言之，“存在”即使是相对的存在，也是被存在本身确定的存在，或者说是被存在本身相对确定的存在，是谓“定在”。
相应地，“知”即使是相对的知，也同样是被知者本身确定的知，或者说是被知者之存在本身相对武断的知，是谓“定知”。
于是，认识论或逻辑学上“a＝a”的“定知”就与本体论或存在论上“a在＝a在”的“定在”同一。
可见，“问”是为了求存，“知”是成就求存。“此知”之所以为“知”，全在于“此在”之所以为“在”。【海德格尔的“此在”与“澄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并获得其根据，而且“澄明”之属性正表达着“此在”之艰难，以及“此在”其实并不能“守恒于此”的相对性规定。】
也就是说，“知”并不与“真知”相干，而与“真存”相干。凡满足了“真存”的“知”即为满足的或武断的“知”，而满足的“知”是无须再去进一步求知的。反过来看，“知”后来之所以又变成了“无知”或变成了“疑问”，乃是由于作为“知者”的“此在”在“知”的一瞬间或基础上发生了难以为继的衰变之缘故。【所以，哲人（或一切创新者）严格说来都不是正常人，或者说是正常人从武断的常态（即“现实存态”或“此在态”）趋向于失武断的非常态（即“递弱存态”或“跃迁态”）的先行者。他们作为疑问和求知的代表，其实并不代表真理，而是代表失存的态势罢了。】
第六十九章
倘若认识之路果然基于武断，则“真理”之达成就不可能仅与“认识”相关，而应该更与某种制约着“武断”本身的因素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就是对这一自然规定或自然制约所给出的逻辑学旁证，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这一自然规定或自然制约构成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得以发生的深在原因。】
换言之，使武断得以武断的前提正在于知者自身的存在本质。
存在使“知”成为“武断”，或使之实现为被赋予了某种代偿度的规定性的“武断”；武断使“知者”成为“在者”，或使之实现为被赋予了某种存在度的规定性的“在者”。
于是，对“知”之本身，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即“知者”之所“知”，无非限于“在者”之所“在”。质言之，知者只能获知与自身之存在程度相关的要素；而且只能以与自身之代偿程度相关的方式求取其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