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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应运动不免飘浮于大函量和小函真的晚级致虚伪在位相上，那么，毋庸讳言，逻辑可塑化的发展形势最终只能引出如下后果：
a . 理想逻辑的函量倍增进程与其依存对应度的关系成反比，即多向思维使其感应实现的正确概率或准确几率倾向于递减。【用波普尔的话说，就是科学是向着信息量愈来愈大，成功率愈来愈小的方向发展的。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阶段，须知理化感应的准确度一定高于生物感性，而知性和理性早已是依存反应日趋混乱的相继代偿产物了。譬如，可以试想一下，电子与质子的对偶电荷感应是何等的简捷无误；临到单细胞生物的物能代谢，它已必须面对上万种化合物去进行质膜上的筛选了；后生动物生存状态的纷乱扰动自不必说；作为高等动物承传者的人类更要面临无以计数的对象和麻烦，以至在分辨不出轻重缓急的情形下时常让人失于应对，而且，你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在此基础上又产生出数倍于前的更多问题扑面而来，这就是自然分化效应给人生铺垫的无边苦海。】
b . 理想逻辑的函真递减进程与其普解覆盖面的萎缩趋势相一致，即多向思维在任一专业分化方位上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倾向于加剧。【波普尔曾经提出，衡量一个理论或学说是否成立的标准有四条：即相符性、普解性、一致性和精练性。但他没有对这四条标准为什么能够成为标准给以深入说明，我现在替他注释如下：相符性不是指主观认知与客体本真相符，而是指与主体自身当前位移的感应代偿境遇相符，因此才会面临动辄遭致证伪的厄运；一致性乃是指理性逻辑系统的自相融洽状态或无矛盾状态；精练性不外乎是指自然“简约原则”和理性“简一律”在逻辑运动中的落实；而所谓的普解性，虽然指的是在该理论所覆盖的范围内不应出现与之相悖的案例，但各专业化的理论观照面相对于超专业的全局而言不免趋于狭隘和片面却是一桩无可回避的现实。】
c . 理想逻辑的函量倍增及函真递减进程与其自身被证伪的速度成正比，即多向思维的感知分化态势使任何思想成果的实用时度倾向于缩短。【波普尔在其证伪主义学说里未曾探讨有关证伪进程的趋势和速率问题，只在分界问题上谈到，科学与神学、形而上学等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可证伪性与后者的不可证伪性。但他没有发现，神学（人类思想史的早期逻辑形态）不可证伪的程度大于哲学，因此哲学的翻新和批判进程远比神学活跃，而哲学（人类思想史的中期逻辑形态）不可证伪的程度又大于科学（人类思想史的晚近逻辑形态），因此科学的日新月异才会如此令人目眩。这表明，波普尔的截然分界是过于简单了，实际的情形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完毕，那就是：愈原始的代偿其效益愈著，即落实状态的稳定性愈高；愈后衍的代偿其效益愈低，即落实状态的失稳性愈烈；代表着感应属性代偿的逻辑演化进程亦不例外，如此而已。】
总之，理想逻辑的可塑性质态决定了它的感应操作情状及其代偿演运前途。（参阅卷一第四十一章）
第一百零一章
精神哲学的感应属性增益原理（54）
理想逻辑之向度——上述之逻辑可塑性非但不能使理想思维摆脱非逻辑的自然规定，反而是可塑性的质态本身正贯彻和表达着宇宙存在性的总体制约。因为logic（逻辑）的向量与logos （逻各斯）的向量是一个反比共和常数，亦即“精神代偿”与“载体递弱”之间的关系正是自然物演矢量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这“向量”中的“向”度是不可逆转的，这“向量”中的“量”度是无可增减的。在理想质态以前的感应或感知序列中，逻辑的演动向度及其增益量度与存在度递减的物质或物种进化序列相匹配，即愈高级的物种，其逻辑能力愈强，生存力度愈弱。问题在于，作为理想逻辑载体的“人物”（“人”也是一种“物”的汉文字面词解）如何使逻辑演化的自然向度得以继续？【从表面上看，人的体质变化是微不足道的，但理性观念却似乎可以呈现出某种自演的、独进的态势，上述问题即由此生发。】
这就表明，理想逻辑载体自有某种先验的、可塑的非逻辑衍存基态或非逻辑演化动势与之相吻合。【也就是说，逻辑的不可塑性或可塑性必与其载体的不可塑性或可塑性相一致：物理存在的不可塑性导致物理感应的不可塑性；生物机体的结构可塑态导致生物感应的逻辑可塑态；从理化物质的“感应”到原始生物的“感性”，再到脊椎动物的“知性”乃至高级灵长动物的“理性”，就是这种对应性过渡关系的明证。而且，后生动物机体的可复制性、可发育性以及内部结构的可运动性，相应要求具备某种与其可塑程度大体一致的内交感反馈应激系统，这个内交感系统实际上就是生物外感知系统的逻辑先声。顺便多说一句：此处暗示，由内交感系统主持的机体细胞结构化过程（可视为“体内社会化”过程）与由外感知系统主导的个体生物社会化过程（可视为“体外结构化”过程）同样具有一脉相承的自然规定性。（详见卷三）】
显然，下一步的发展趋势只能是，随着外感知系统的继续分化和继续结构化，理性逻辑之载体自身必须建立身外的“类体质”可塑系统（工具化的体质结构代偿），这就要求两项前提，并由此两项前提引出两项结果：
第一项前提是，发展到理想逻辑阶段的感知代偿业已成为该主体存在性的主要构成成份，即感应属性的虚体存在（可简称为“精神存在”），在决定该主体能否存在的存在阈量效指标中，其所占的代偿效价业已大于纯粹载体的效价份额，从而使虚体代偿（指“属性代偿”或“精神代偿”）成为实体存在（指“结构代偿”或“载体代偿”）的主导要素。结果导致“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语）甚至“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语）的伪在之局。【其实更早可以追溯到斯多葛派及其遗*布的时代，故有马尔库斯·奥勒留的千古趣谈：“人就是一点灵魂载负着一具尸体”。进一步讲，人类的精神文明就是从对“灵魂”的关怀开始的（所谓“灵魂”即是“虚体代偿主导实体存在”的初步自觉），所以才有了古埃及的木乃伊、金字塔、以及自发于各种族中的寄托灵魂的天堂、地狱和宗教思想。】
第二项前提是，发展到理想逻辑阶段的感知载体业已成为极度残弱化的衍存物，即该主体的实体存态（指“体质”状态）必须借助于其虚体代偿（指“智质”作用）来重塑自身的存在质态（或曰“改造自身的生物性状”，谓之“智质性状”，详见卷三），且其工具化体质延伸的重塑成份（可视为“体质代偿”）较之生物衍存原型（可视为“体质元在”）具有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比例，从而令载体之继续变塑与逻辑之可塑趋势保持吻合。结果导致主体存态愈益失稳（或美其名曰“日新月异的科技化”）以至愈益自失（或美其名曰“自我实现的社会化”）的危在之局。【其实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之初，人类以工具补偿和重塑体质的物质文明即告开始，工具使用周期的日益缩短深刻地体现着“类体质”（即“智质性状”）的不踏实性或递弱性。而且，正是这种递弱演化的载体可塑性造就了代偿发展的可塑态逻辑。】
精神哲学的感应属性增益原理（55）
也就是说，通称为“感应载体”的物演系统，可以这样人为地划分：从理化阶段的“物质”（即“物衍质态”）发展到生物阶段的“体质”（即“生物性状”或“生存性状”），再从生物阶段的“体质”（亦即“体质性状”）发展到后生物阶段的“类体质”（即“质智性状”），由此达成一脉相承的代偿衍存系统。是故，作为类体质的工具必然既分化有“感”的属性，又分化有“应”的属性，即类体质无疑是感应载体代偿序列的自然延伸（从而也有力地证明，作为“认识”之源头的物理性“感应一体”原则终将被自然界贯彻到底）。【就精神哲学而言，有关“体质可塑性”的这般简述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在随后的社会哲学卷中，此项讨论将被换一个角度予以更详尽的阐发，请读者届时再行赏析。】
于是，理想逻辑的运动“向度”完全沿袭着感应逻辑和感知逻辑的固有路线继续挺进，而且完全遵循着自然物质演化运动的递弱代偿法则，令“逻辑空间”——也就是虚存代偿的“量度”——继续保持加速扩张的态势。【由此可以解释，“人类”这种生物何以会突然挣脱物种衍化的自然梯度而呈现出孤军独进的气概，以至于不管生物学怎样发展都很难把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提并论。实际上，如果将人类的类体质进化也放在自然物态或物种演运的同一尺度上看待，则人类工具化体质延伸的每一步变迁都不啻是物种变异的更快捷的继续（或存在度更低的代偿衍存方式）而已。也难怪弗洛姆要愤恨地说：人是“死的”（nekrophil），他们越来越敌视生命，却崇拜无生命的机器。】
第一百零二章
理想逻辑之函量——所谓“逻辑函量”（即前述“矢量”或“向量”中的“量”），系指“以函数关系式递增的感知代偿量”（参阅第七十章之示意图）。当序列化逻辑函量增益到理性层级时，它的可塑性质态同时表达为超时空的巨大扩容，即呈现出某种几乎不受时空限制的虚载运动形态，其容积尽可以囊括一切可能的分化态存在，其动势又类似于无所不包的非时空幽在格局——即从“多”又还原为“一”那样的本原一统存在格局。这表明，此刻的逻辑主体正高速趋近于对全部分化客体的依存，也表明，此刻的逻辑运动已必须借助“与最高存在度相对应的最高代偿度”之手段，来应付自身分外艰危的衍存形势。【逻辑函量的增长，就其具体实施步骤或实现方式而言，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在无机物演阶段，它以物态的分化重构式跃迁来实现其感应属性的增益；在生物演运阶段，它以物种的基因突变式进化来实现其感知能力的扩张；在人类问世以后，它以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逻辑变迁以及相应的类体质工具改进来实现其知识的创新和增长，这个相对独立了的理性逻辑变迁可能表现为灵感的突发、证伪后的猜想（波普尔论点）或新概念的累加与重组（即道金斯称之为“meme拟子”的文化基因）等等，但归根结底，它们都不过是自然分化代偿进程的变态实现方式而已。】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专门讨论“幽在”，所谓“幽在”，就是一直潜含在本项哲学中而又令我们无法直面的那个极端抽象、极端幽远（或者说是“在极端幽远处加以抽象”）的“在”（即海德格尔用以烘托“在者”的“在”），也就是元初那个存在度最高、故毫无分化、毫无属性代偿、从而自身既没有感应性、亦令感应者无从感应的“非时空存在”。它之所以可能存在，乃是因为分化者必须有所分化，它之所以无从感应，乃是因为它全然没有任何可感属性。于是，它就成为物理学上的“奇点存在”，也就成为哲学上的“幽在”——由此形成一切感应得以发生的临界源头和一切感知可能企及的临界极限。【因此，我在前文中多次暗示，“在”并不是“理性抽象”的产物，而是来自“作为理性基础的原始感应属性”之最深厚的沉积。也因此，正常的人决不会为有“存在”而惊异，反倒是这“惊异”本身显出了哲学的多事和杞忧。】
精神哲学的感应属性增益原理（56）
从这个既是源头又是极限的界点，到任一感应者或感知者演化抵达的存在位格，这两端之间的代偿*应区间（参阅第七十章示意图中的“有条件衍存区间”）就构成该感应者或感知者的逻辑函量。即从“在”到“在者”的演化历程，体现着从“一”到“多”的分化，也体现着递弱衍运的代偿矢量。这个历程就是感应属性的扩展进程，也就是有条件存在者的条件层次化依存序列，于是，感应性把层次性条件转化为层次性对象，而对代表着依存条件的对象的无穷追索就成为逻辑可塑性的渊源，因为这时的逻辑载体已经趋近于无穷弱化的境地，由此终于导致理想逻辑的超时空运动方式——即跨越分布于时空维度上的条件层次，以便在立体化的存在系统中不受时空限制地追索载体自身的全部存在条件，是理想逻辑维护其载体存续的必须，亦是理想逻辑函量的自然规定。
基于此，如果把理想逻辑的“函量”转化为定性的“函项”来考察，则它不外乎是对主体自身之依存条件的感知或感应，即是说，理想逻辑的“理”不在乎它是否把握住了依存对象的“真象”，而在乎它是否把握住了依存关系的“真性”，这“真性”就是“真理”，而那被误以为是“真象”的东西就是哲学上所谓的“假象”。【相对于原始阶段的感应、感性和知性而言，这“假象”直接就是“真性”，故此尚可叫作“真象”，虽然它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