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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吃,剩下的两分坐船过河用。”母亲就这样耐心地哄着我。
  太阳落山了,山区雾朦朦的。我背着装着中草药的书包,手里紧紧握着那根打狗棒,一边吃着饼子,两只脚板直翻着,飞毛腿式地向着崇山峻岭跑去。
  下陡坡,翻大山,沿着曲水河边,穿行在夜色茫茫的树林间、草丛里,不时听到狼的嚎叫,看到一条条毒蛇穿梭、野兔乱窜,我吓得直冒冷汗,浑身是鸡皮疙瘩。足足跑了两个小时,才赶到姐姐的学校里。
  大姐赶紧给蒋通熬药,给我煮了碗面条吃。我累极了困极了,一觉睡到清晨。直到早上六点过,姐姐把我叫醒后说:
  “幺弟!赶快回去上学吧,姐姐给你两块钱,算是给你的补偿,你要好好念书,姐姐省吃俭用也要给你交学费钱!”
  那时,大姐每月的工资才三十余元,姐夫蒋进远在几百里远的万源县罗文区法庭工作。我一边飞快地往回跑,只想尽快赶到学校不要迟到上课。一边跑着,想起姐姐说的一番话,我很感动,这就是我们兄弟姐妹间那深厚的感情,那比金子般珍贵的骨肉亲情。
  在那茫茫荒野的路上,在那崇山峻岭间,我不知跑过多少次。大姐拖着个孩子教书,真不容易。后来还是母亲的面子大,她去找到区革委会的头头说情,把大姐调到了我们本公社的雄峰大队村小里教书,而当通信员、交通员的重任一直落在我的肩上。
  要么去送药,要么送蔬菜、新米新麦面什么的,反正父亲母亲疼爱孙儿们,远远超过了对我们那用棍棒的“疼爱”。
  大姐总是那么顾家,她心里明白,在那困难的年月,父母当牛做马,度着芍药般苦的命运,终于送她把书念出来,才当了教师。一次,姐姐在学校打电话到公社来,叫家里去人背吃的东西回来。我翻山越岭赶到了学校里,结果把我惊呆了,一条鲢鱼好大好大哟!
  “这条鲢鱼是别人用炸药在大河里炸起来的,有36斤重,我花十五元钱买来的,用去了我半个月的工资,你赶紧背回去,让全家人吃个够。”姐姐说着,我高兴得笑惨了,一路上爬坡上坎,背着走着,引来不少人围观。
  这么大一条鱼,一家人一顿吃不完。母亲、大嫂二嫂忙个不停,将一砣砣鱼肉裹着面粉,放在油锅里炸,母亲端着这些鱼肉,满院子一家一户地送,还要送给大伯、大舅、二嫂父母他们吃。
  我们这一家人就这样唇齿相依,患难与共,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忠厚善良、仁义,在困境中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着、延续着……
  第  十  三章
  话说母亲。
  自从她那次为保护那些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而搅乱万人批斗大会的义举后,在全公社、全区及全县都传得沸沸扬扬,人们传说着、议论着,在老百姓的心里活像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女侠客”,就是当年华蓥山游击队里的“双枪老太婆”,人们佩服她的勇敢胆识、仁义仗义和善良的心。
  (一)
  那些落难挨整的走资派们逐个逐个被“抢救”出来,又复出恢复官职掌权后,他们对我母亲倍加感激。
  “库嫂,你的两个儿子远清、远和在部队可好?”
  “我们魏家的儿女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就看他们各人的造化了!”
  “你家大女儿远贵拖着个孩子教书,离家远,她爱人又在万源县那么远的地方工作。这样吧,我们把远贵调到近一些的学校来教书,你们也互相有个照应。”
  “那我们魏家老老小小就感谢你们了!”
  “你们家里缺粮票布票肉票糖票酒票不?”
  “哎!这年月,家里人口多,我们一家人就粗茶淡饭过日子。那些票票多了,我们也没钱去买那些东西!”
  那时候,母亲只要去场镇上卖篾竹锅盖、筲箕,总是有人要塞给她一些布票、棉花票、粮票什么的。家里也没那么多钱去凭这些票买那些紧俏的东西,便把那些名目繁多的票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们。
  大姐远贵被调到离公社较近的三山大队小学教书来了。不久,大姐又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忠东。此时,姐夫蒋进已调到万源公安局工作。
  此时的我,已上初二了,当了班长。不久,又当了团支部书记。我一边学习,搞好自己的学习成绩,又要管理全班五十多名同学。课余时间,还要参加铁佛中学的乒乓球队集训。每年暑假,我们球队不放假,在学校里集中训练。早上起床,教体育的宋老师监督着我们挥拍五千次,还要代表铁佛中学参加全县中学生乒乓球运动会。
  暑假集训期间,学校给我们每个队员一天补助五毛钱的生活费。那时猪肉卖六毛钱一斤,一斤大米一毛三分八,鸡蛋五分钱一个。我们乒乓球集训队员每天中午可以吃到二毛五分钱一份的扣肉或粉蒸肉。为了加强营养,增强体力,宋老师监督着我们要把肉吃下,不准往家里拿。有时趁宋老师不注意,我便把自己的那份猪肉藏起来,用南瓜叶包着,带回家里,给营养不良的母亲和妹妹远涛、远征吃。
  (二)
  父亲在生产队里仍当他的粮食保管员,他特别敬业负责,一斤一两粮食、红苕、土豆,都要经过他手中的一杆秤来称。大嫂、二哥、二嫂忙着田地里的农活。还要去十多里远的地方修刘里河大水库,要在悬崖绝壁放炮,开山劈石,把水引到我们公社,灌溉好几个大队的农田,那水库修得可大了,陡峭的绝壁上那水渠里可以过小车。水库的建成,可使我们生产队天旱不缺水,不怕天干,确保粮食丰收。
  那年月,二哥、二嫂、大嫂们吃住在修水库的工地上,大哥、二哥的儿女们放在家里,还有大姐的儿子蒋通也丢在家里,全靠母亲一个人带七八个孩子,家里成了幼儿园,母亲一天起早贪黑忙着,她这个幼儿园园长就这苦命,谁叫她生那么多儿女?儿女们长大后又生那么多儿女?那真是苦腾连着苦瓜,大苦瓜伴着小苦瓜。老的苦,大的苦,小的苦,在数十年的风雨岁月里,就这样苦着熬着。
  大哥、三哥在部队里不断地来信,而念信回信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也好,我从小学四年级就不停地写信,练出了我一定的写作功底。在我读中学时,当班长、团支部书记,自身学习任务重,班里还要办黑板报,贴大字报,这些东西的内容由我写草稿,学习委员刘光 升拿着我写的这些内容用粉笔抄在黑板上,用毛笔字写在大字报上,他可好,练出了一手特别好的毛笔字、钢笔字。
  那时,学校要求要经常开老师这些“臭老九”的批斗大会,学校里住了个军代表,他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警卫员派下来的,姓韩。班里开批斗会越多,说明这个班对*运动的政治觉悟高,你这个班长、团支部书记能力就强。
  一天晚上,我们班里组织开英语老师王光亚的批斗会,待韩军代表一走,我就请王光亚老师给全班同学讲他是如何跟着彭德怀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的故事,叫他用英语教我们唱《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志愿军战歌》等歌曲。我们并没有批斗王老师,批斗会成了战斗故事会,学唱英语歌曲的文娱晚会,同学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我们班还受到了学校革委会和韩代表的表扬呢!
  我始终牢记父亲母亲说的话:“不准参加斗走资派、斗地主,更不准动手打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为学生干部,我就这样变着戏法保护着老师们。
  (三)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
  阳光明媚,天蓝蓝,山青青,水绿绿。我们家门口那芍药花、月季花和满山遍野的野花争奇斗艳,鲜花开得那么如此的鲜艳,装点着原野、山川和大地。喜鹊在树上飞着叫着,它们欢天喜地的,好像在预示着什么。
  这一年,对于我们家来说,真是喜事连连。
  驻守在中国南海西沙、南沙的海军部队不断地给我们家里寄来了挂号信。我拆开信件一看,是三哥魏远和在部队荣立三等功、评为“五好战士”的喜报。这一年,部队一共寄来了四封信,全都是三哥在部队受嘉奖、评为“五好战士”、一年两次荣立三等功的喜报。不久,三哥给家里寄回了厚厚的一封信:
  “敬爱的爸爸、妈妈:
  亲爱的兄弟姐妹、嫂子和侄儿们:
  你们好!
  报告你们一个特大喜讯,我在部队入党、提干了,当了参谋。现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形势紧张,美帝国主义和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唆使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侵占我国领海。为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我们正在同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战斗。为了国家、民族的安宁,为了我们家庭的荣耀,我不怕流血牺牲誓死保卫海疆,随时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
  三哥远和的来信,让全家人又惊又喜。喜的是,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提拔为军官。这时。我们魏家已有两个共产党员,两位军官,大哥、三哥没有辜负父亲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全家人惊喜万分。
  惊的是,在海岛保卫战争中,他会有生命危险吗?他能平平安安地活着回来吗?
  “哎!儿女们一个个长大了,他们是国家的人了。当国家遇到危难,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有啥说的嘛。古时候岳母都给儿子岳飞背上刺字,要他精忠报国。我们这一家人有今天这样的光景,还不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我们魏家还有啥子二话可说?”
  父亲还是吧着叶子烟杆,慢条斯理地说着,安慰着流着眼泪的母亲。我代表全家人不断地给三哥去信,三哥也不断给家里回信。
  大哥远清给家里接二连三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
  “现在我国海疆南沙、西沙群岛战事紧张,既然当了军人,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的时候,军人就得冲锋陷阵,就得随时准备流血牺牲。我们魏家能有今天,来之不易,没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军队打江山,哪有我们魏家的今天。我要求全家人在思想上要同党和国家保持一致,在思想上精神上支持三弟英勇作战。无论家里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告诉他,一直要给他报平安,不要影响他的战斗士气。在三弟参战期间,若家里遇到不顺,不能告诉他,只能先写信或发电报给我,由我来负责全盘考虑和处理。”
  大哥远清的来信,让全家老小有了主心骨,吃了定心丸。
  说句实在话,我的父亲母亲是十分明理的,他们虽说没文化,在后来数十年的风雨岁月里,家里发生过大大小小不顺心、令人痛苦的事情,可他们像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一样,都始终不始渝地同国家、民族,同共产党保持着高度的思想统一。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这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优秀代表,这就是大巴山人那不屈不挠的刚强秉性。
  第14-17章
  第 十 四 章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家乡那浓墨着色的崇山峻岭,莽莽苍苍,春意盎然,大地山川,涌荡着和熙的暖流。
  (一)
  *运动还在如火如荼进行着。此时的中国政坛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际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大权。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正是在这种荒谬的理论蛊惑下,工人上班不抓生产,成天开那些批斗“技术权威”的批判会。军队不抓军事训练,要突出政治,大开批斗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第二号走资派*”的大会。
  在学校,大批“臭老九”,张铁生考大学“交白卷”,反而成了最革命的英雄。
  在农村,农民们举着红旗,彩旗飘飘在田间地头举行着批判会。其结果是:你上坡我上坡,挣的工分一样多。你种田我种田,画的圈圈一样圆。一个壮劳动力干一天,劳动值只有八分钱。
  那时,全国上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多是“打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因为“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已含冤逝世了。
  “*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标语随处可见。有的大幅标语写在墙上;有的则写在高高的悬崖上,特别醒目耀眼。在我们的大巴山山区,出现了一桩怪事。有那么个胆大包天的人,他爬上悬崖绝壁,把那幅“*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幅标语上改写了一个字,把“人”字改成了“猪”字:
  “*上台,千百万猪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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