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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为重要的。（12.7）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14.15）孔子主张“正名”，（13.3）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1）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一是子路毁坏季氏的费城，叔孙氏自己毁坏了他们的郈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假使三家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他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可能逐渐实现。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帀鲁国了。（18.4）孔子其它政治主张，仅仅托之空言。
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孔子所谓“东周”究竟是些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它言行考察，可
以肯定绝不是把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损益”。（2.23）他主张“行夏之时”，（15.11）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利用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他在夹谷会上，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20.1）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
至于他的人生观，更是积极的。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7.19）他能够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7.16）这些地方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
（五）关于忠恕和仁
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我把《左传》“礼”字统计一下，一共讲了 462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 33次，少于讲“礼”的至 429次之多。并且把礼提到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还有一个现象，《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 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3.3）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12.1）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6.22）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17.6）或者说“爱人”就是“仁”，（12.22）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告诉其它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4）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昀高境界，“圣”才是昀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修己以安百姓”。（14.41）这个目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用具体人物来作证。
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复是，“不知其仁（意卽雍不为仁），焉用佞”。（5.5）又答复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5.8）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6.7）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5.19）但有一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
（3.22）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
（14.16）由这点看来，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无曲防，无遏籴”。并且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
孔子是爱惜人的生命的。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以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知道。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还有些用处、有些利益以后，奴隶主便舍不得把他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还有闻名的贤良的三兄弟，秦国人叫他们做“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哀恸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犨有个爱妾，魏犨曾经告诉他儿子说，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犨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结果是他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子从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代”，在过去社会里是谁都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对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弁度又该怎样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着重视人的生命。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代，尤其现代，有些人说“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人”和“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
（18.8）的“民”，便不是奴隶，因为孔子所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目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为下矣”，（16.9）但他对于“修己以安百姓”（14.42）“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视人的性命，也包括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没有相当地位、力量和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为比较容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便拈出一个“恕”字。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极难，甚至不可能，只能是一种幻想，孔子却认为可以“终身行之”，而且这是“仁”的一个方面。于是乎说能“为仁由己”（12.1）了。
“四人帮”的论客们捉住“克己复礼为仁”（12.1）一句不放，武断地说孔子所要“复”的“礼”是周礼，是奴隶制的礼，而撇帀孔子其它论“仁”的话不加讨论，甚至不予参考，这是有意歪曲，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论语》“礼”字出现七十四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3）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7.11）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其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有其仪节和器物罢了。孔子也并不是完全固执不变的人。他主张臣对君要行“拜下”之礼，但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9.3）以求省俭。他不主张用周代历法，上文已经说过。由此看来，有什么凭据能肯定孔子在复周礼呢？孔子曾经说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孟子说孔子为“圣之时”（万章下），我认为适才是真正的孔子！
（六）孔子对后代的贡献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瑟使他知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17.20）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氏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且《公羊春秋》、《谷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往吊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卽子张为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行。后辈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侯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子游、子夏，（11.3）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绝灭，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卽所谓“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卽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卽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起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力”，卽努力于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