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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莫里突然开口说,”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米奇。可不幸地活着也同样令人悲哀。所以
许多来探访我的人并不幸福。“
为什么?
” 唔,首先,我们的文化并不让人觉得心安理得。我们在教授一些错误的东西。你需要十分的坚强
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建立你自己的文化。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要比我
—烫即使在这样的处境里—烫更不幸。
” 我也许就要死去,但我周围有爱我,关心我的人们。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福份?“
他毫不自怜自哀的态度使我感到惊讶。莫里,一个不能再跳舞。游泳。洗澡和行走的人,一个再也
不能去开门,不会自己擦干身子,甚至不能在床上翻身的人,怎么会对命运表现出如此的乐于接受?我
望着他费劲地使用着叉子,好几次都没能叉起一块番茄—烫那情景真令人悲哀。然而我无法否认,坐在
他面前能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宁静,就像当年校园里的清风拂去我心中的浮躁一般。
我瞄了一眼手表—烫习惯的驱使—烫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在想换一班飞机回去。这时莫里做了一件
至今都令我挥之不去的事情。
” 你知道我会怎么死吗?“他问。
我扬起了眉毛。
” 我会窒息而死。是的,由于我有哮喘,我的肺将无法抵御疾病的侵入。它慢慢地往上跑。现在它
已经侵蚀了我的腿。用不了多久它会侵蚀到我的手臂和手。当它侵蚀到我的肺部时………他耸了耸肩膀。
” 厖我就完蛋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嗫嚅道,“嗯,你知道,我是说……你不会知道……”莫里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米奇。你不必害怕我的死。我有过美好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迟早的事。我或许还有四
五个月的时间。”
别这么说,我紧张地打断了他。没人能预料—烫” 我能预料,“他轻声说。”甚至还有一种测试的
方法。是一位医生教我的。“
测试方法?
” 吸几口气。“
我照他说的做了。
” 现在再吸一次,但这次当你呼气时,看看你能数到几。“
我快速地边呼气边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吐完这口气时我数到了七十。
” 很好,“莫里说,”你有一个健康的肺。现在看我做。“
他吸了口气,然后轻声、颤抖地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烫瘫他停住了,气喘吁吁。
” 当医生第一次让我这么做的时候,我能数到二十三。现在是十八。“
他闭上了眼睛,摇摇头。“我的油箱已经空了。”
我有些紧张地做了个拍大腿的动作。该结束这个下午了。
” 再回来看看你的老教授,“当我拥抱着和他道别时莫里说。我答应我会来的,这时我尽量不去想
上一次我作一允诺的时刻。
我在学校的书店买了莫里为我们开出的书,比如《青春》、《个性和危机》、《我与你》、《分离
的自我》等。这些书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进大学前我不知道人际关系的学习也可以成为一门学术性课程。在我遇到莫里之前,我不相信这是
真的。
他对书本的感情是那么真实且富有感染力。有时放学后,当教室里空无一人时,我们开始作认真的
交谈。他问及我的生活,然后引用艾里奇。弗罗姆、马钉布贝尔和埃立克。埃里克森的一些论述。他经
常照搬他们的语录,然后再用自己的见解作注脚。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是个真正的教授,而
不是长辈。有一天下午,我在抱怨我这一代人的困惑:我分不清什么是我自己想做的,什么是别人期望
你做的。
” 我有没有对你说起过反向力?“他问。
反向力?
” 生活是持续不断的前进和后退。你想做某一件事,可你叉注定要去做另一件事。你受到了伤害,
可你知道你不该受伤害。你把某些事情视作理所当然,尽管你知道不该这么做。
” 反向力,就像是橡皮筋上的移动。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它的中间。“
听上去像是摔跤比赛,我说。
” 摔跤比赛。“莫里大芙起来。”是的,你可以对生活作类似的诠释。“
那么哪一方会赢?我问。
” 哪一方会赢?“
他对我笑笑:眯缝的眼睛,不平整的牙齿。
” 爱会赢。爱永远是胜者。“
点名
几个星期后我飞往伦敦。我是去报道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的,那是世界顶级的网球比赛,也是少数
几个没有观众喝倒彩,没人在停车场上喝得酪叮大醉的体育场合之一。英国很暖和,多云的天气,每天
早上我在网球场附近的林荫道散步,不时碰见排着长队等退票的孩子以及叫卖草毒和冰淇淋的摊贩。网
球场的大门外有一个报刊亭,卖五六种套色的英国通俗小报。裸体女郎的特写照片、“拍拍垃圾”的皇
家新闻照片。星象算命书。体育杂志。抽奖比赛以及少量的时事新闻。他们把当天的热门报道写在一块
倚靠着报纸堆的黑板上,它们通常是:黛安娜与查尔斯不和或加扎向球队要几百万!
人们很欢迎这些通俗小报,津津有味地读着那些小道新闻。前几次来英国时我也这么做,可这次,
不知什么原因,每当我读到那些元聊的东西,我就会想起莫里。我脑子里老是出现他在那幢长着日本槭
树且铺着硬木地板的房子里数着他的呼吸次数。挤出每一分钟时间去陪伴他所爱之人的情形。而我却把
大量的时间花在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什么电影明星啦,超级模特啦,有关迪公主,玛多娜或小
肯尼迪的传闻啦。说来也怪,虽然我悲叹莫里来日无多的生命,但我又忌妒它的充实。我们为何要把大
量的时间花在无谓的琐事上:什么电影明星啦,超级模特啦,有关迪公主,玛多娜或小肯尼迪的传闻啦。
说来也怪,虽然我悲叹莫里来日无多的生命,但我又忌妒它的充实。我们为何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无谓
的琐事上?o.j.辛普森的案子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人们为了收看这一报道而情愿放弃整个午饭的时间,
还要再预录下来不及看完的部分到晚上补看。他们并不认识辛普森,他们也不认识和这件案子有关的其
他人。然而他们却甘愿为此浪费掉时间,整日、整个星期地沉溺在他人的闹剧里。
我记起了上次见面时莫里说过的话:“我们的文化并不让我们感到心安理得。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
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
莫里,就像他说的那样,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早在他患病之前就这么做了。小组讨论,和朋友
散步,去华盛顿广场的教堂跳舞自娱。他还制定了一个名叫绿屋的计划,为贫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疗。他
博览群书为他的课寻找新的思想内容,他走访同事们,与毕业的学生保持联系,给远方的朋友写信。他
情愿花时间去享享口福和赏玩自然,而从不浪费在电视喜剧或周末电影上。他建立了一种人类活动的模
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爱护——这一模式充实着他的生活。
我也建立了我自己的文化:工作。我在英国干四到五份新闻媒体的工作,像小丑一样地跳来跳去。
我一天在电脑上要花八个小时,把报道传送回美国;此外我还要制作电视节目,跟着摄制组走遍伦敦的
每一个地方。我还要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主持听众来电直播节月。这份负担确实够重的。几年来,我一
直将工作视为我的伴侣,把其它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在温布尔顿,我就在小小方方的工作台上用餐,权当完成任务。有一天,一群发了疯似的记者拼命
追踪阿加西和他那位有名的女友波姬。小丝,我被一个英国摄影师撞倒了,他只咕哝了一声“对不起”
便跑得没了人影,他的脖子上辇着巨大的金属镜头。我不由地想起了莫里曾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许
多人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即使当他们在忙于一些自以为重要的事情时,他们也显得昏昏慵慵的。这是
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
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
我想他是对的。
尽管我在反其道而行之。
公开赛结束了——我是靠无数咖啡才摔过来的——我关掉电脑,清理完工作台,回到了住处打点行
装。已经是深夜了,电视里早已没有了画面。
我飞回底特律,傍晚时才到达。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头倒在了床上。醒来后看到的是一则
爆炸性的新闻:我那家报纸的工会举行了罢工。报社关闭了。大门口站着纠察队员,请愿者在街上游行
示威。作为工会的会员,我没有选择。我突然之间、也是我生活中第一次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支票,和
老板处于对立面。工会的头给我打来电话,警告我别同任何我以前的老总们接触,如果他们打电话来解
释,就挂断电话。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
” 我们要战斗到胜利!“工会的头像士兵一样发誓说。
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虽然我在电视台和电台的打工是一份不错的副业,但报纸始终是我的生命线,
是我生命中的氧气。当我每天早上看见我写的报道见诸报端时,我便知道,至少从某个意义上说我还活
着。
现在它消失了。随着罢工的继续——一天,两天,三天——不断有令人焦虑的电话和谣言传来,说
这次罢工有可能持续几个月。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体育比赛需要我去采访,
现在我只能呆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看。我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是非常需要我的专栏文章的,可我
吃惊地发现缺了我一切照样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拿起电话拨了莫里的号码,康尼让他接了电话。
” 你来看我,“他的语调不像是询问而像是命令。
我能来吗?
” 星期二怎么样?“
星期二很合适,我说。就星期二。
在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他的另外两门课,我们跨出了教室,经常见面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
个亲属以外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