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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成就。
到了1791年，地理学家莫尔斯把新英格兰描写成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至少认为自己不比他的邻居差，而且坚信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美国，甚至礼节规范也凸显了民主。仆人们不再称他们的雇主“主人”或“夫人”，先前对上层的一些尊称如“阁下”也被废除。美国各州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制度，女儿和寡妇也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1778年7月4日内科医生和历史学家拉姆齐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的积极意义的演讲》。在演说中他把美国革命的目标表述为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政府职位对那些德才之士开放，至于他们的出身和当前身份并不重要。这个国家的最高执政者也可能出生在一个最贫寒的家庭，只要他具有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的必要素质”。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自传中也有近似的表述。他说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取代旧的倚仗特权而且往往愚不可及的贵族统治制度，“使那些德才兼备的精英们能脱颖而出”。
在《草叶集》(1855)中，沃尔特·惠特曼指出，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那里人人平等，不需要屈从任何的权威：“在美国，天才也许并不存在于政府机构、立法机关，不存在于驻外领馆、作协、高等学府、教堂或各种高级俱乐部，也不存在于报馆和商界……合众国的天才的最佳表达者是普通人……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相处，这些普通民众不知手足无措为何物。选举的影响是巨大的——总统向他们脱帽而不是他们向他致敬……”
6、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即便是那些对物质进步和民主革命心怀赞美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创建的这个新的现代社会已经遇上了一个特别的难题。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是第一个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思想家。
19世纪30年代，这位法国律师和历史学家在年轻的美国旅行时，看到有一种人们未曾料及的“疾病”正在蚕食这个新国家的每个公民的心灵。的确，美国人非常富有，但这种富足并不能阻止他们想要获得更多，一旦发现别人拥有自己所没有的资产时，他们便寝食不安。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 -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精到地分析了“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和“平等”之间的关系：
“世袭的特权没了，与生俱来的财富也没了，一个人可以选择任何职业，这时，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当然会自命不凡，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一项更重要的职业。然而，这一切纯然是一种幻觉，现实的生活很快会让他清醒过来。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即使再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为什么生活在这个民主富足的国度里，人们仍有一种莫能名状的烦愁？这就是原因。为什么这里的人民生活平静安逸却又时时会诅咒生活？这也是原因之所在。在法国，我们担忧的是日渐增高的自杀率。在美国，自杀较少见，但据说精神病人却比任何国家多。”
当然，托克维尔非常清楚贵族统治制度的局限性，他并非想要回复到1776或1789年前的社会里。他看到了西方现代社会里广大民众的生活远胜于中世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然而，他也指出中世纪底层的民众却享有一种精神的宁静，这是现代的人们永远无法得到的。对此他颇觉欣慰：
“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很难想见的。由于从没有构想过另一种社会形式，每个人仅仅了解自己的身份，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绝不会产生和自己的上级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时的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怀疑。对他们的艰苦境遇，既无敌对反感之情绪，也无堕落蒙羞之心态，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们只能接受。农奴的地位非常低下，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视为自然的法则。正因为如此，尽管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命运如此迥异，但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恶意。你可以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的不平等，但你不会看到人们的心灵会因此而蒙羞。”
但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樊篱。一个人也许生活拮据，在物质方面远不如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理论上觉得他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多么穷困潦倒，他们眼里都写满希望，同时心里无不对富人们的安逸舒适心生妒嫉。’贫穷的国民打量着邻近街区里的富人们，坚信有一天自己也会过上富人们的生活。当然，他们的梦想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确有不少出身寒门的美国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尽管如此，例外并不代表普遍情况，美国仍然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先前的贵族统治制度下的穷人不同，美国底层的人把他们差强人意的生活现状归咎于期望的泡汤或理想的受阻。
以仆人对主人的态度为基点，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对贫穷的看法大相径庭。在贵族社会里，底层的仆人能泰然地接受他们的命运，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他们能“愉快地生活，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的只是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但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同时也憎恶自己的顶头上司们。
直到18世纪，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实施的还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除极少数例外情况，社会个体几无改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可能。这种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约翰·福蒂斯丘所高度颂扬的社会制度，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显然是极端不公正的，但它却让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有了一种自在和自由：他们不必将自己同社会中其他的人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照，因而，在心理上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严重缺乏社会身份，也没有如今底层人们那种强烈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是处的焦虑。
7、
在托克维尔对美国进行考察数十年后，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的是一个美国人——威廉·詹姆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种因社会使每一成员产生无限期望而带来的困扰。
詹姆斯认为，对自己感到满意，并不要求我们在任何领域都取得成功。失败并非任何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羞辱，只有某件事情我们不仅尽力而为了，而且在一开始就觉得此事关涉我们的自尊和成就感，结果却还是做砸了，这时我们才会觉得羞愧。因此我们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决定了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解读。
詹姆斯，这位哈佛的心理学教授，曾经期望自己成为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理想，他会觉得自己颜面顿失。因此，他承认自己必定会妒嫉那些在心理学方面比自己更有研究的人，并感到着愧。然而，如果有人能翻译整部《会饮篇》，而他费尽心思甚至还弄不明白该书的起首几行文句，对此，他倒不会有什么不自在，因为他从未立志学习古希腊文字。詹姆斯认为：
“对于我们未曾想去尝试的事情，就不可用成败来衡量：既无失败，何来羞辱?人生在世，我们的自尊完全受制于时时督策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为理想所付诸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实际的现状同我们对自身期待之间的比率。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自尊=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
詹姆斯的这一算式清楚地表明，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往上高一级，我们遭受羞辱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一分。因此我们所理解的正常生活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再没有人会比那些不再风光的影星、风头已过的政客，或如托克维尔所说的不能如愿以偿的美国人更痛苦了。
这一算式同时也隐含了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对于第二个策略的好处，詹姆斯表述如下：
“减少对自身的期望会使人有如释重负的快意，这同实现自己的期望一样，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倘若一个人在某个方面一无是处，而自己仍处之泰然，这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如果有一天我们决定不必费心去减肥，也不再为青春难驻而烦忧，我们的生活该有多愉快呀！我们会说：‘谢天谢地，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终于都见鬼去了！’我们给自己增多一份期望，就是增多一份负担，虽然这也可能给自己增多一份自豪。”
8、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社会并不鼓励人们去降低对自己的期望或坦然面对人之将老，欣然接受自己肥胖的事实从而提升个体的自尊，至于贫穷和卑微，则更不为社会见容。相反，社会的风标总在催促我们追求那些上辈人所不能从事的事业或拥有他们所无从想象的东西。依据詹姆斯的算式，西方社会过度地抬高了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其结果就是足够的自尊将永无可能实现。
一个人若对来世的可能丧失信念，在希望受挫后他遭受的打击可能会更大。那些相信现世的一切只是永生世界的短暂序曲的人可能觉得他人在现世的成功不过是永恒世界中一现的昙花，因而不易心生妒嫉。
一旦人们觉得来世不过是一种臆想，或者从科学的角度把来世视为一种并不存在的精神鸦片，这时，追求现世成功和实现切近人生理想的压力就会无时无处不在，这使他们躁动不已，因为他们清楚人生苦短，任何的机会都可能稍纵即逝。现世的一切不再视为永恒世界的一段序曲，相反，现世的成功就是人生的一切。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坚信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这一信念也就成为了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资产，成为人们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支柱。然而现代的社会观念使得人们充满渴望和期盼，也无情地改变了先前人们所固守的人生来就是受苦的理念。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427)中不无悲悯地将不幸描述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艰难生存境遇”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尽情地嘲讽了“那些宣扬生活在极度痛苦中的人们也能建起欢乐大厦的荒谬论调”。正是受圣奥古斯丁的影响，法国诗人德尚这样描述人世间：
充满哀伤，也不乏诱惑，temps de doleur et de tempta,
处处有眼泪，妒嫉和磨难， aages de plour，
这就是该诅咒的生活． d'e,
人们如何能振作…… temps de la de dampna…
在得知自己年仅1岁的儿子不幸夭折，勃艮第公爵菲利普（善良的）这样表达他的感受：“上帝若能让我在1岁之时辞世，我会觉得那是一件幸事。”言语之间流露的正是现代社会观念尚未诞生前根植在人们心底的以人生为苦境的情绪。
9、
但现代社会对这种人生皆苦的悲观理论不再持赞许或支持的态度。
自19世纪初，一些白手起家的英雄自传，以及各种讲述人性升华、迅速发家并尽享人生乐事的励志书籍充斥了书架。这些书籍一方面让读者阅后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但另一方面，也无意间让读者沮丧不堪。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1790年他死时，这本自传尚未完稿）可以说是这类书籍的始作俑者。在《自传》中，富兰克林讲述了他的传奇经历——父亲是一位波士顿制蜡匠，有17个小孩。富兰克林完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一个不名一文的年轻人变为一位不仅富有，而且广交社会名流，并赢得各界尊重的成功人士。富兰克林不断进取的人生经历和他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的格言警甸（“早睡早起，让人健康、富有、聪明”，“没有付出，必无收获”）成为激励19世纪西方读者的众多文学作品的一部分。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