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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还有威廉·马修斯的《成功立足》(1874)、威廉·马厄的《致富之路》(1876)、埃德温．t．弗里德利的《成功秘诀》(1881)、莱曼·阿博特的《成功法术》(1882)、威廉·斯皮尔的《成功法则》(1885）以及塞缪尔·法洛斯的《年轻人如何搬开成功路途中的绊脚石》(1903)等等。
即便是现茌，此类书籍仍然热销。安东尼·罗宾斯1991年出版了他的畅销书《唤醒心中的巨人》。书中写道：
“现在，你就可以做出决定：找所大学进修，练就一副好嗓子或成为一个步态优美的舞蹈家，完全掌控你的收入状况，甚至可以决定去学习驾驶直升飞机……只要你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并作出了决定，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你。因此，如果你对目前的生活不满意，你现在就可以做出决定，去改变这一切；如果你不满意眼下的工作，同样，你可以作出决定，换一个工作。”
罗宾斯在书中通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任何改变都是可能的。他出身低微，早期的生活境况很不如意。到了二十出头，他还只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的管理员，住处狭小，脏乱不堪。没有女孩子看得上他，所以晚上他独自窝在家，和尼尔·戴蒙德的歌声作伴。他身材也不怎么样，体重超标38磅。突然有一天，罗宾斯作出了决定，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在自己的意念中找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并促成了他的转变：
“我凭着这股‘神奇的力量’改变了我的体型和体魄，硬是除掉了身上那38磅的赘肉。随后，我也赢得了我梦中的女人的青睐，我娶了她，和她一起搭建了一个温馨的家。同样是凭着这股力量，我改变了自己的收入状况，从先前仅仅维持温饱提升到年入百万。我搬出了那个狭小的住所（在那里，我曾经只能在我的浴缸里剧洗碗具，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厨房），搬进了我目前在德尔·马尔城堡的家。”
罗宾斯认为，如果我们恰好也生活在民主的社会里，在其中每个人。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以他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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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对自身的期望变得更高了。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英国《每日邮报》的创办者，在1896年报纸首发仪式上坦率地告诉民众，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就是那些虽然现在“年收入只有100英镑”，心里却梦想着“来年能有1000英镑进账的人”。与此同时，在美国则有《妇女家庭杂志》（1883年创刊）、《大都市》(1886年创刊）、《芒赛》（1889年创刊）以及《时尚》（1892年创刊）等刊物杂志将各种奢华的生活推至读者眼前。例如，19世纪末的美国《时尚》杂志告诉读者的信息不外乎如下：美洲杯赛过后，有哪些人上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诺马哈游艇狂欢，寄宿学校里最时尚的女孩正如何穿戴打扮，纽波特和南安普敦谁在筹办最棒的舞会．还有正餐的鱼子酱应该和什么配在一起(土豆和酸奶油）。
此外，电台广播和影视资讯也使人们越来越有可能了解上流社会的生活情况，并和上流阶层攀上一定的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每周耗在电影院的时间高达1.5亿小时，至于收听广播的时间更是高达10亿小时。 1946年还只有0.02%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机，而这一比例到2000年已经攀至98%。
这些新的媒介所传达的内容和信息助长了人们对生活的渴望，而穿插在节目之间的广告更是推波助澜。在19世纪30年代，广告在美国开始出现，但很不成熟。到了1900年，它却已发展为价值5亿美元的重要产业。正是在1900年，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一侧矗起了可口可乐的巨型标志，而在峡谷上飘悬的则是美能牌浴室清洁粉的巨幅广告。
11、
有些人质疑现代社会的优越性，对于这些质疑，现代社会的热情拥戴者很容易找到还击的依据：只要列举出现代社会制度为它的人民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就足以令那些怀疑者无以招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将现代社会令人惊叹的生产能力同原始的狩猪和采集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源进行了不无揶揄的比较，在斯密看来，人类的早期社会近乎赤贫，生产所得的粮食远不能填饱人们的肚子，基本的生活物资都相当短缺，稍有不测，人类就无法照顾儿童、老人以及社群中的穷困者，只能任凭“各种野兽吞噬他们”。然而，现代社会改进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亦即开始有了斯密所谓的“劳动分工”，能够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只有无知者、心怀浪漫情绪的人才会希望倒转回先前的社会，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各种便利就远非是任何原始人所能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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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国富论》发表的22年前，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让人深感不安却很有说服力的声音。这声音嘎然独响，近乎怪异，表达的是一种对原始人的欣羡。这声音的源头就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中，卢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若将现代人同原始人进行比较，其结论是否和绝大多数人固有的想法大相径庭？因为二者之中生活更如意的，在卢梭看来，显然是原始的野人。
卢梭的主要论点基于对财富的阐释。他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时的拥有，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是富有的。
卢梭争论说，有两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富有：要么给他很多的钱，要么限制他的欲念。至于前者，现代社会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它在使人们有更多的金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动人们的物欲，使得人们对本可以引以为傲的成就不以为然。让人们觉得更加富有的最可行的方式也许并非是赚取更多的金钱，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同那些和我们处在同一等级但又比我们富有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在情感方面也应该疏远他们。我们未必要争取成为“一条更大的鱼”，相反，我们应该全神贯注，努力使自己周围的“鱼儿”不比我们大，这样，我们自身的大小才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
诚然，现代社会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我们的收入，至少使我们看起来更为富有。实际上，现代社会给人们真实的感受却是使我们愈来愈感觉到贫穷。现代社会激发了人们无限的期望，在我们想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在我们实际的地位和我们理想的地位之间造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我们可能比原始社会里的野人更觉得一无所有——诚如卢梭所言(他的论断在此达到了最令人难以信服的地步），原始的野人只要有一块屋顶遮住他们头顶的天，几只苹果和坚果填饱了他们的肚子，在晚上拨弄“某些粗糙的乐器”来聊以自慰，或“用石斧做渔船”来消磨时光，他们心中的满足就无以复加了。
卢梭对现代人和野蛮人之间幸福程度的比较使我们很自然联想到詹姆斯所说的期望对幸福的决定作用。也许我们拥有的不多，但由于期望的减少我们能知足常乐；反之，现代社会鼓励人们追求一切，尽管我们已经非常富有，我们却终日焦虑多愁。
卢梭所言的野人可谓是衣不遮体，一无所有。但同现代社会中住在“泰姬陵”里的人相比，他们至少能够享受因渴求很少而导致的极大的富裕。
13、
我们所期待的远超出我们祖先们的想象，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第四章 精英崇拜
【关于失败的三个有用的老故事】
1、
就物质层面看，在社会等级中位居低层，此般境遇少有快乐可言。但从精神层面看就不尽然，低层的人不一定总得无时无地苦不堪言。在很大程度上，贫困对自尊的影响取决于周围的人对贫穷的理解和看法。
过去的两千年，西方在物质层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在现代社会，对一个人为何贫穷，一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是什么的解释明显变得富有“惩戒”意味，在情感上也让人觉得更加难堪。现代社会的这种变化对因身份低下而造成的焦虑提供了第四种解释。
2、
从大约公元30年（那时主耶稣刚诞生不久）到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社会最底层一直流传着三个关于人生价值的故事，并为他们所接受。这三个故事也使他们得到慰藉，少却许多焦虑。
第一个故事——穷人生活贫穷，这并非是他们之过，穷人对社会贡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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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或任何现代社会之前时代里的人们，如果被问及为何社会主要分为富人和穷人，农民和贵族，回答者很可能觉得这提问本身就奇怪：因为这样的区分是上帝的旨意。
尽管人们普遍接受社会应该有农民、牧师和贵族的等级之别，且对等级制度的正当性坚信不疑，但在中世纪也存在一种社会共识，那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是相互依存的，都是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即便最贫困的底层人士也应受到社会的敬重。基于这种相互依存的理论，农民阶层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贵族和牧师阶层，人们也并不认为他们就比贵族和牧师阶层缺少尊严。农民们的生活也许非常艰苦（而且是一成不变地艰苦），但没有他们，贵族和牧师阶层便失去存在的基础，就会轰然坍塌，这是一种社会共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曾把穷人比作是人的双脚，而富人则是人的头部。这一比方似乎还不够强调穷人在中世纪社会里的重要性，甚至还可能认为他对穷人不够尊重，但这一比方至少在时时提醒那些富有者，只有善待穷人方可维护自身的生存境遇，正如一个人须得珍惜自己的双脚才能正常行走。
富人应该资助穷人，甚至还应该像父母一样爱护穷人。富人视穷人如小孩，富人就应该担当起慈爱父母的职责。在中世纪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不乏对农民阶层的热情赞颂。上层社会也许把这些称颂视为对穷人的恩宠，但人们也从未忘记他们的主耶稣就是一位地位低下的木匠。
恩山修道院院长，阿尔弗里克在《谈话录》(约1015）一书中坚持认为农夫才是社会的中坚，原因很简单，没有贵族和牧师阶层，一个人尚能生存于世，但倘若没有农夫，我们就没有果腹之物，谁也休想活命。 1036年，康布雷的杰勒德主教在一次布道时说，农夫们的工作的确艰苦乏味，但正是他们这艰苦乏味的工作才使得其他需要更多智识的工作成为可能。因此，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敬重农夫们的劳动。有不少诗人有感于农夫的辛劳和伟大，写下了许多诗歌来赞颂“高贵的农夫”。纽伦堡的汉斯·罗森普吕特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 1450年，罗森普吕特在他的一首诗《赞美农夫》中坚持认为农夫才是上帝的造物中最为尊贵的：
农夫扶犁拖耙，备受苦辛，
他们的劳作养活了世人；包括贵族、艺术家，还有普通市民，
设想这世上没有农夫，我们的生活该是何般凄凉惨景，
当然这些颂词并不能使农夫耕作的土地变得松软，但是，这些字句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氛围则能使农民阶层认识到他们在社会上是受人欢迎的，从而有助于他们建立起一种自我尊严。
第二个故事——身份低下并不表明道德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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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它直接源于《圣经》。以基督教的观点，穷和富都不足以作为衡量道德水准的标尺。耶稣贵为万人之主，最受上帝的宠爱，但在尘世时他却非常穷窘，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尘世里的地位同道义的真确性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
基督教对金钱并非持中立态度，其教义认为人的善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