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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不管男人和女人，不管属于任何种族，只要他们能够通过商业世界中的众多渠道之一(包括体育、艺术和科学研究），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继承）积累一定的金钱、权力和名声，那么他们就是成功人士。因为在各个社会里都相信“精英集团”，因此，商业方面的成就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积累财富的能力为人所重视，是因为这种能力能够证明一个人至少拥有四种基本品质：创造力、勇气、智力和毅力。至于其他的品质——诸如谦逊或正直——则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同过去的社会不同，一切成就不再归因于“运气”、“天意”或“上帝”——反映了现代世俗社会对个人意志力的信任。经济上的失败被认为是罪有应得，失业所带来的耻辱，同战争年月的懦弱行为所导致的耻辱不相上下。金钱携带着一种道德品质。它的存在体现了拥有者的美德，就如同它体现了它所能够买的物质商品一样。正像库维奥人的美洲虎的牙齿，富裕的生活方式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开着一辆破车，住着一间破屋，人们则会对他产生道德方面的怀疑。除了能够赋予一个人上层社会地位，财富还被提高到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高度，这种幸福是通过购买一系列永远都在变化的消费品实现的——当我们想到以前的人们过着缺乏这些消费品的有局限的生活时，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同情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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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样的身份理想看起来多么地顺理成章，从政治角度所作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些身份理想无一例外地是人类的创造物：最近的发展源于18世纪中期，由一系列清晰可辨的因素所促成。此外，从政治角度所作的分析进一步揭示，这些理想在有些时候显得过于头脑简单，有些时候则显得极不公平，而且并非完全保持不变。
现代身份理想受到最大关注的莫过于它在财富与美德——以及贫穷与怀疑一一之间建立起的一种联系。在《有闲阶级理论》(1899)-书中，托尔斯坦·凡勃伦指出，从19世纪早期开始，金钱成为商业社会衡量每个成员的核心标准：“[财富已经成为]获得尊敬的社会基础。要想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占有财富成为必需。财富对于获得一个好名声来说必不可少……那些没有相对较多财富的社会成员，很难受到他们周围人的欣赏；其结果就是他们也很难受到他们自己的欣赏。”
托尔斯坦·凡勃伦认为，在一个商业社会里，任何坚持一个人可以很有道德，同时仍很穷的观点都是没有市场的。即使是那些对财富最不在乎的人，也会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去积累财富，并向外界展示自己拥有财富，以期逃避责备，一旦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就会感到焦虑不堪，感到自己应该受到责备。
因此，拥有大量的物质商品成为必需，其主要原因并非商品能够带来快乐（虽然它们也可能会带来快乐），而是因为商品能够带来尊严。在古代，哲学家曾经热烈地讨论在物质方面什么对幸福来说必不可少，什么无关紧要。比如说，伊壁鸠鲁认为简单的饮食和住宿是生活的必需条件，但豪华的屋舍和奢侈的杯盘对那些有理智的、有哲学思想的人来说完全是多余之物。然而几个世纪以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此也作了讨论，他冷静地指出，在现代物质社会中，毫无疑问，有无数的物质产品对肉体的生存来说毫无意义，然而还是有更多的东西在实际的生活中被认为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缺乏了这些东西，没有人会认为他值得尊敬，因此他也不会过上心理上舒舒坦坦的生活：
“我所说的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级人民，亦觉得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例如，严格来说，麻衬衫并不算是生活上必要的。据我推想，希腊人罗马人虽然没有亚麻，他们还是生活得非常舒服。但是，到现在，欧洲大部分，哪怕一个日工，没有穿上麻衬衫，亦是羞于走到人面前去的。没有衬衫，在想象上，是表示他穷到了丢脸的程度，并且，一个人没有做极端的坏事，是不会那样穷的。同样的，习俗使皮鞋成为英格兰的生活必需品。哪怕最穷的体面男人和女人，没穿上皮鞋他或她是不肯出去献丑的。在苏格兰，对于最下层阶级男子，习俗虽亦以皮鞋为生活所必需，但对同阶级的女子却不然，她赤着脚，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在法国，无论男、女，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国最下层阶级的男女，可穿着木屐或打着赤脚，走在人前，而无伤体面。所以，在必需品中，我的解释，不但包括那些大自然使其成为最低阶级人民所必需的物品，而且包括那些有关面子的习俗，使其成为最低
阶级人民所必需的物品。”
自从斯密之后，经济学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贫困的最根本特征，贫困最令人痛苦的地方，并不是它所导致的身体上的痛苦，而是他人对贫困状态的负面反应所导致的羞耻感，是贫困状态违反了斯密所称的“既定的社会体面原则”所产生的羞耻感。在《富裕社会》(1958)-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思想与斯密显然一脉相承，他写道：“只要一个人的收入明显低于周围人，即使对生存而言已经绰绰有余，但他依然为贫穷所困扰。他们缺乏社会所规定的最低的体面要求，因而他们不能完全逃脱被社会定义为不体面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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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身份理想认为“体面”与财富直接相关，而“不体面”与贫苦直接相关，这一点构成了一些人对现代身份理想提出质疑的关键所在。为什么把挣钱上的失败看作一个人在绝对意义上有缺陷的证据，而不是将其看作在一个大范围、多层面的生活中个别的某一方面的失败？为什么要把财富和贫困看作一个人道德水平的主要依据？
其原因并不复杂。挣钱的过程往往需要个体具备某些优秀品质。坚持干好任何工作几乎都需要智力、体力、计划以及与他人进行合作的精神。事实上，挣钱越多的工作，对个体优秀品质的要求也越高。律师和医生不仅比扫大街的清洁工收入高，而且他们在工作中持续投入的精力和技巧也要多得多。
亚当·斯密写道，如果一个正常上班的人在公众场合出现时没有身穿麻衬衫，那么他会为此而深感羞耻，因为（我们再次引用他的语言，并用特别字体做出强调）没有麻衬衫将隐含一定程度的贫困，斯密的同时代人认为，“只有那些在工作中表现极度差劲的人才会沦落到这种田地”。除非一个人天生就喜欢酗酒、撒谎、偷窃或幼稚地不服从领导，那么他绝对会有机会获得一个购买一件麻衬衫所需的最差劲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理解完全可以把拥有一件麻衬衫作为良好人品的最低保证。
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不难推想，拥有挂满麻衬衫的衣柜、游艇、宅第和珠宝是“在工作中表现极佳”和多种美德的证据。昂贵的物品可以赋予拥有者尊敬，这一身份象征的观念可以演绎出一个为人广泛接受而且并非没有道理的推论：要拥有最昂贵的物品，无一例外地需要具备最完美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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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精英论的反对者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真正的优点是一些难以捉摸且复杂异常的素质，不是年终工资单上的参数所能准确体现的——这种怀疑论有点类似于一些教育家的理论，他们认为通过让一群学生参加考试，然后根据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答案给他们打分，并不能准确反映一群学生的“聪明才智”。
有些问题就像这样：
从下列词汇中选出一对反义词
obdurate（执拗的）spurious（欺骗的) ductile(顺从的) redite（晦涩的)
并不是说这些评论家认为的优点或智力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平等分布或根本无法衡量，他们只是坚持认为你我几乎无法知道如何正确衡量，因此在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该如何衡量优点，并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应该思之再三。比如说，在经济领域，废除对富有者的税收（经济精英论的极端维护者有时认为，富有者完全有资格拥有自己的财产），或取消国家补贴（这些经济精英论的极端维护者认为，惟有这样，穷人才能够充分地体会到他们罪有应得的贫困程度）。
然而这种怀疑观点与日常生活的要求并不完全合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希望存在某种系统，不管是教育系统还是经济系统，这一系统能够保证我们能够从教室里或社会中挑选出优秀的候选人，他们被选出后能够满含着道德良心来面对失败者的痛苦。
然而，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保证。在《智慧妇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1928)-书中，乔治·萧伯纳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一种特别愚蠢的社会体系，用来确立社会的等级秩序——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体系的运行建立在一种认识之上：“只要一个人不违反限制残酷暴力和直接欺诈的法律，他就能够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挣尽可能多的金钱，因而社会财富会自发地根据公民的勤奋程度、冷静程度以及道德水平进行分配，其结果必然是好人致富，坏人赤贫。”
但事实上，萧伯纳认为，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人“能够通过出售劣质威士忌，通过囤积小麦，然后以3倍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或通过发行刊登着骗人广告的愚蠢不堪的报纸或杂志，为自己攫取三四百万英镑的财富”，而“那些通过诚实的劳动或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来推动人类知识和幸福”的人则往往生活拮据，默默无闻。
萧伯纳说这些话，并不是想把自己等同于那些非常情绪化的声音，从而断然地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好人总是一贫如洗——这种推理同它的反面推理一样失于简单化。他的真正意图是想让我们意识到，以收入的多寡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有诸多局限：从而减轻财富差距导致的众多后果。
在《给那后来的》(1862)一书中，约翰·罗斯金同样对经济精英观点持反对态度。他花了40年时间，对不同国家的数百人进行了调查研究，受调查者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然后他用讥讽的口吻对穷人和富人的品格状况作了一个总结：“发了财致了富的人，通常来说，勤奋、果断、骄傲、贪婪、雷厉风行、有板有眼、理智、缺乏想象力、毫不敏感和无知。而那些一生贫困的人往往是极端愚蠢的人、极端聪明的人、懒惰的人、莽撞的人、谦卑的人、善于思考的人、呆板无聊的人、想象丰富的人、敏感的人、知识丰富的人、毫无远见的人、毫无规律且受情绪支配而使坏的人、拙劣的恶棍、公开的盗贼，以及那些完全是菩萨心肠的好人。”
换言之，一大批难以归类的人既可以成为富豪，也可以成为穷人——耶稣基督首次表达过这一思想，后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思想家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根据以上的调查研究结果，我们可以表达相似的思想：我们并不具有根据收入水平来判断他人道德水准的特权。众多的外在事件和内在品质在综合地起作用，使一个人富有，而使另一个人贫穷。这些决定因素包括运气与环境、疾病与恐惧、偶发事件及其后继发展、良好的策划和欠佳的运气。
在罗斯金和萧伯纳之前300年，米歇尔·德·蒙田曾表达过相似的观点，他也强调偶然因素对一个人前途的决定性影响。他建议我们要牢记一点：“偶然性事件按照它难以捕捉的意愿决定着我们的身份和名誉：我经常看见机遇走在美德前面，而且占有绝对优势。”对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如果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为之骄傲，同时也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必要为之尴尬，因为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好多事情并非我们自己所为。这种事情所占比例甚大，不由得引起我们的深思。蒙田要求我们在见到达官贵人之时，要控制我们的激动情绪，而在见到穷人和无名之辈之时，要抑制自己想要评头论足的冲动。“一个人可以仆役成群，身居漂亮官邸，施展巨大影响，拥有巨额收入。这一切都可能是他的身外之物，而不是他自身之物……甩掉他脚上的高跷，测量他的实际身高；让他抛开他的财富，剥掉身上的装饰，以赤裸的状态与我们相见……那么他还会剩下怎样的心灵呢？他的心灵是否美丽、能干，而且满怀愉悦地具备心灵所应该拥有的所有功能呢？一个人的财富是她自身所有呢，还是借自他人？运气是否与她的财富毫不相关呢？……这就是我们应该首先搞清楚的事情，这就是对我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