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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上层身份理想的反对者认为，现代上层身份理想的最大过错在于严重地歪曲了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把物质积累过程抬高到人生最高成就的水平，然而在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全面的对我们自己的概念之中，物质积累充其量只是决定我们生活方向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
对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歪曲极大地激怒了约翰·罗斯金，他批评19世纪的英国人（他从未去过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对财富最着迷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他写道，英国人从未放弃过对两个问题的关注：他拥有什么，以及他来自哪个阶层（“唯一起作用的女神可以被更好地也更全面地概括为‘使劲挣钱的女神’）。他们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财富而深感耻辱，为他人拥有财富而深怀嫉妒。
但罗斯金自己忏悔了一番。他话锋一转，完全出乎意料地说，他自己也为变得富有而发狂。他坦承，关于财富的想法从早餐到晚饭，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然而他只是利用“财富”一词的模糊性，讽刺性地玩弄字眼罢了，他借此来强有力地说明他的同胞们已经过远地偏离了美德。因为字典告诉我们，财富并不仅仅指大量的金钱，在历史上，金钱甚至都算不上财富的首要组成部分。财富内涵极为丰富，可以指从蝴蝶到书本再到微笑的所有的东西。罗斯金喜欢财富，他甚至为财富而心醉神迷。然而，他心目中的财富属于独特的类型：他希望能够在拥有友好、好奇、敏感、谦逊、虔诚和智慧等方面变得很富有——这些素质他简单地冠名为“生活”。在《给那后来的》一书中，他因此请求我们放弃日常把财富等同为金钱的观念，采取以“生活”为基础的思维观点，根据这种思维观点，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将不再理所当然地是商人或地主，而是那些在凝视夜晚星空时深深感到惊奇的人，和那些能够理解和减轻他人痛苦的人。“除却生活别无财富，”他吟哦道，“而生活饱含着它全部的爱的能力、快乐的能力以及欣赏的能力。一个能够养育最大数量的高尚而幸福人群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国家；一个能够把自己生活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而且通过个人的努力，或通过自己拥有的财物，能够对他人施以最广泛的有利影响的人将是最富有的人……好多普遍被认为很富有的人，其富有程度实际上还比不上他们保险柜的锁子，他们是那些天生的、永远不可能变得富有的人。”
罗斯金所讲述的是预言家如孩童般简单明了的真理——只要人们没有对此狂笑不已（《星期六评论》把罗斯金形容为一个“发了疯的女家庭教师”，把他的观点形容为“空洞夸张的歇斯底里”，“纯粹是一堆废话”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胡言乱语”），他们就开始听从这些道理了。在1906年，英国首次有27个劳动党的下院议员进入国会，当人们问及哪本书在激励他们通过政治途径寻求社会公正方面发挥过最重要的作用时，其中有17个引用了罗斯金的《给那后来的》一书。13年之后，在罗斯金百年诞辰纪念会上，萧伯纳在演讲中认为，与罗斯金的作品相比，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抨击与卡尔·马克思的谴责显得有点像一个乡下牧师的陈词滥调（虽然由于罗斯金喜欢玩弄名称标签，称自己是“一个旧派的疯狂的保守党人一一与沃尔特·司各特同属一派，也就是说，与荷马同属一派”）。“我一生中碰见过一些极端革命性的人，”萧伯纳继续说，“当我问他们，‘是谁让你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马克思吗？’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简单地说，‘不是马克思，是罗斯金。’罗斯金大概是对我们社会的现存状况进行批判的最彻底之人。罗斯金对当时社会上层人士的政治评价以一句话开始，也以同一句话结束，‘你们是一群窃贼’，尽管他本人也属于这一阶层。”
在此一观点上，罗斯金并非孤独一人。19世纪还有其他一些人，要么用愤怒的声音，要么用悲观的声音，表达了相同的批判性观点。他们认为金钱已经变成了决定一个人尊严的主要决定因素，已经成为判断一个成功人生的诸种美德的依据，而不仅仅是依据之一，或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依据。“人们习惯于把财富本身作为一个宝贵的目标来追求，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当前的英国人那样视金钱如性命，”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慨叹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像当今十分之九的英国人一样，坚信我们的地位名望和幸福生活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富有。”同7年前的罗斯金一样，阿诺德劝诫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们，要他们把财富仅仅视为获得幸福的众多手段之一。就阿诺德自己看来，幸福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活动，其特征是人变得更加和蔼可亲、更加睿智通达、生活更加丰富，而对待他人则带有更多的同情（他的观点又一次引发了《每日电讯报》的批评家们的冷嘲热讽）”。
托马斯·卡莱尔完全支持罗斯金和阿诺德的观点，只不过他更加生气而已。在《迈达斯王》(1843)中，他问道：“英国日益繁荣的工业，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还没使任何人发财致富……我们有奢侈豪华的物品供我们使用，但却已忘记如何在这些物品之中生活。好多人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醇醪名酒，但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不是就使他们更幸福了呢？难道他们就更善良、更漂亮、更健壮、更勇敢了吗？难道他们真的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更‘幸福’了吗?他们是否以满意的心态看待这个上帝创造的地球上的更多的事物和他人，或者是否有更多的事物和他人以满意的心态来看待他们？并非如此……我们已经彻底忘记了，在任何地方，现金交易并不是人际间的惟一关系。”
卡菜尔并没有对现代企业的优越性视而不见。他甚至为会计学的一些工作方法所折服（“复式簿记法非常值得称道，能够把好几项事情精确地记录下来”）。但如同阿诺德和罗斯金，以及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好多批评家一样，他无法接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他所称的“拜金主义”已经完全破坏了人们在“上帝创造的地球”上追求“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愿望。
【政治观念的变化】
1、
不管社会等级体系使我们多么地不快，或多么地困惑，我们总是以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接受它，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等级体系根基太深，基础也太过扎实，已经变得难以对其进行挑战，而且支持这一等级体系的社会群体和信念实际上亘古未变，或简单地说，他们都是理所应当的。
2、
在历史长河中，有好多观点鲜明的思想曾一度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理所应当的”思想，1857-1911年
“确凿的事实是男人从一开始就受命统治女人：对这样一个永恒的天命，我们既无权利，也无能力去改变。”—— 珀西伯爵(1873)
“
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男人和一个欧洲女人之间存在的身体和道德差异，要远甚于在一个欧洲人和中非野蛮部落的黑人之间存在的差异。”——克罗默勋爵(1911)
“绝大多数的妇女对任何形式的性感觉毫不在意（这对她们而言是一件好事）。”——威廉·阿克顿爵士(1857)
“作为一个种族，非洲人要比白人低劣；受制于白人是他们的正常状态。因此，我们的社会体系认为非洲人比我们低劣，是建立在伟大的自然法则之上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1861)
3、
那些被社会重量级人物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实际上往往是相对的，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一旦认识到了这一层，一种政治上的觉悟就会随之产生。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批判这些观点，即使这些观点看起来多么像树木、天空一样自然，但实际上它们都——一种政治观点坚持认为——为一些特定的人所维护，并用来服务于他们特定的使用目的或精神目的。
如果这种相对性很难被人觉察，那是因为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总是煞费苦心地证明，它们的真实性就如同太阳的轨道一样是无法更改的。它们总是宣称自己仅仅在陈述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已。我们借用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词汇——意识形态——来描绘这种情形：它们都是意识形态性的，而任何意识形态的思想总是打着客观公正的幌子，来巧妙地推行偏颇的论点。
对马克思而言，在一个社会中主要由统治阶级来决定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用他的观点来解释以下的两个现象：在一个由地主阶级控制权力的社会里，土地带来的财富和由此产生的可继承的上层地位被绝大多数的人们认为是理所应当、毋庸置疑的（甚至包括在这一体系中被边缘化的那些人）；而在一个商业社会中，是那些企业家的成就占据着老百姓对成功的想象。用马克思的话说：“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然而这些意识形态的观点如果表现得过于咄咄逼人，那么它们就不会强有力地占据统治地位。意识形态观点的精髓就是，除非我们的政治素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否则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意识形态就像无色无味的气体一样，被释放到社会中。它通过报纸、广告、电视节目和教科书得到体现——在这些领域，意识形态在宣传它对世界偏颇的、也许还是缺乏逻辑的、缺乏公正的理解；在这些领域，它羞羞答答地暗示，它只是在陈述一件自古就有的事实，而只有那些蠢才或疯子才会对此加以否认。
4、
但这种崭露头角的政治思维方式抛弃了温文尔雅和陈规陋习，认为自己坚持相反的立场是无可厚非的，它带着孩童的天真无邪和判狱老吏的锲而不舍问道：“事情不得不这样吗？”
受压迫的状况很可能被解释为一种迹象，表明自然对一个人做出惩罚，让他永远受苦。但如果变换一种政治角度，重新进行解释，那么一个糟糕的处境可以归结于一些或许可变的社会力量。负疚和羞愧从而可以转化成为理解，以及对更加平等地分配身份的探求。
5、
萧伯纳，《智慧妇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
“你必须清除头脑中的幻象，这种幻象在我们孩提时代起就已经具有了，那就是我们坚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任何机制都是同天气变化一样自然而然，无需争议。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它们在我们生活的小小世界里到处存在，所以我们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在将来也会一直存在。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错误。它们实际上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相互替换的状态中。在过去几代人中没有人能够相信的变化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孩子们现在认为在学校里读9年书，领取养老金和寡妇赡养费，在选举中投妇女的票，以及国会中有穿短裙的女士，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以前一直是，将来也会一直都是；然而他们的曾祖母如果听到有人说这些事物即将发生，那么她们将会骂说话者是个疯子——而且认为任何想要这些事情发生的人都是邪恶缺德的。”
6、
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最成功地改变自己的身份的人群当属妇女——她们认为自己有权质疑自己的社会地位，她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总体政治觉悟的提高能够提供宝贵的借鉴作用。
弗古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 (1929)的开篇部分，描绘了她在一个秋天的剑桥大学之行。在此行中，她决定到三一学院图书馆去看看——为了查阅弥尔顿的《利西达斯》和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的手稿。然而正当她准备步入图书馆时，“一个面部带着反对的表情、满头银发、慈祥和蔼的绅士”出现在她的面前，“用低沉的声音含着歉意说，女士们只有在一名校务委员会委员的陪同之下，或持有介绍信的情况之下才能准许进入图书馆”。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伍尔夫遇见的是歧视妇女的国家根本原则之一：妇女没有享受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权利。
很多妇女会因此种事件而受到伤害，但很少有人能够对此一令人生气的行为从政治的角度做出反应，很少有人除了怨天尤人之外还会采取其他的举措。毕竟，在历史上妇女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男人同样的受教育权利。我们应该知道，一些英国最著名的医生和国会中的一些政治家认为妇女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思维能力落后，是因她们的颅骨太小的缘故。那么，当一位绅士拒绝一位妇女进入图